“那好，大家赎罪吧”。张维迎随即提出了“零点方案”，要求政府正式赦免“原罪”。规定一个时间，在那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追究了，以后大家都要奉公守法。
“零点方案”显然有很大的法律障碍，可能陷现行政治规则与具体律法于很尴尬的境地，因为如果赦免不究，现有的律法的权威从何而来？而现有的律法权威受到影响，统治的权威会不会受到影响？另外，“零点方案”也极引起“民愤”，对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是一种伤害。
2003年“孙大午事急后，河北政府出了一个文件，明确说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要给予赦免。然而这个文件出台以后，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执行，因为赦免不赦免不是政府文件的事，它牵扯到很多法律，包括《刑法》、《合同法》等等。
学者皖河主张，“在历史的混沌中走出原罪的阴影”。但“历史的混沌”不意味着当事者的糊涂，富人在历史中走出原罪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赎罪”与“立功”。中国富人们要走出原罪，就要将短期的“原罪”从长远看能转化为有利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因素。因为只有从有利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这一点上，“原罪”才聊可宽恕。
而赎买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对民营企业家实行财产实名登记制度，说明财产来源，否则就必须向社会做善事，捐赠一定比例的财产。用新善洗去旧恶，回馈社会成为消解原罪最佳的选择。这样可以让携带有原罪基因的富豪们，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财富合法化的通道，他们就不再惧怕秋后算帐，也就不会将妻儿和财产向国外转移，而是留在这片宽容的国度，成为新善的能源。
在19世纪的美国，因为西部大开发，也遇到过很严重的原罪问题，比如非法占用土地问题。政府实行优先购买权，让土地事实占有者以适当价格优先购买，既让非法占用合法化、也给政府和社会一个台阶下，同时得到了一大笔收入。
当然，为了防止原罪日新月异、延绵不绝，就应该弥补制度缺陷。在众多知名企业家落马之后，要考虑对不合理的管制、监管制度进行变革。行政部门恐怕应当约束自己的权力，必要的监管也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至于立法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当想更多办法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
中国不解决民主政治的转型问题，就解决不了不断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如果大家真要盯原罪，就来要求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序地向民主政治转换，把官僚支配经济资源的特权取消，用法律来保障公平的自由竞争。学者杨继绳早在1997年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的文章。他在文章指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经济学家张维迎甚至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