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赎罪与立功，在历史的混沌中走出原罪的阴影
如何对待企业家的原罪，现在社会上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坚决清算；一种是主张大赦归零；一种主张是模糊处理；一种是主张通过赎买来消解原罪。
一部分人认为，富豪们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充满了肮脏的勾当，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正，必须予以追究清算。更有甚者，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运动，把国门一封，派出工作组，大搞群众运动，从30年以前开始清查，没收所有非法者的财产。
对于“清算理论”，很多有识之士表示坚决反对。2004年，笔者曾和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他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这个没啥问题，谁都承认。为什么成功？当然首先是政策好，但大家常常忽略了一点，就是企业家的贡献。中国要富强，你要靠什么富强？你得靠企业，你不靠企业富强不了的。这是现实。我们过去理论是错误的，认为钱都是剥削来的，认为有钱人就该死，革命就是革有钱人的命。革了命之后，谁都不敢变成有钱人，结果就变成穷人国。企业家必须受到保护。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永远是穷人；现在你保护富人，穷人才有可能变成富人。”
“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这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描述中国的公众自发地对所谓精英阶层充满蔑视甚至可以说是仇恨的现象的表述。对原罪的“清算理论”，其实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丑恶的心理--锄强扶弱。这种观念认为，富者就是强者、强者就是豪强、豪强就是坏人，一切个人财富的积累，都以罪恶为基础。中国需要的不是“锄强扶弱”，而应该是“保强扶弱”。
杨鹏认为中国企业家其实是有“原功”的，“改革近30年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6%，总量翻了十几番，这就是中国有产者阶层产生的基础，这是从财富生产和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看不到这样的历史变迁，看不到工商界崛起的历史宿命，而仅仅极力地强调少数坏商人的非法谋利现象，是非常片面的。”
清算原罪，还会面临一个尴尬：如果要彻底清算，那么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村民包干到户的协议也是非法的，也就是原罪，但它事实上却成为了后来农村改革遵循的基本路线。所以，2006年11月17日，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大声疾呼：“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的否定。”
曾经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
而主张赦免归零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02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张维迎有一次生动的表演。在讲台上，他扮演了一次神甫的角色，问台下的企业家们：“你们都有原罪吗？”大家应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