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天生多一条尾巴，这条尾巴叫“原罪”
杨绛写过一本叫《洗澡》的小说，描绘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心路历程。洗澡当然指的不是到澡堂里去舒舒服服地“洗涮涮”，而是拿着锋利的手术刀，对自己的灵魂和思想进行彻底的解剖和清洗。“洗澡”在当时也叫做“割尾巴”。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一直有“洗大澡”的传统，在每隔3、5年的宏观调控或整肃运动中，他们都首当其冲地成位改造和打击的对象。为什么要“洗大澡”？除了他们的某些行为与当时的政策与法律有抵触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天生多了一条尾巴，这条尾巴叫“原罪”。
企业家犯下原罪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莫过于制度的缺陷。在社会福音派神学中，认为原罪不仅通过生物学上的繁衍，而且它深深根植于社会传统和社会制度中，通过文化、组织等形式一代代相传。社会的不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胜于个人的罪性。因为社会性罪恶一经产生便迅速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个细胞中，而且它还擅长借政治势力和文化传统来自我掩饰。充满罪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乃是孳生和孕育个人罪性的温床。个人罪性贪婪和残忍在一种不义的社会中则会演化成对穷人和弱者的残酷压榨。
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虽然已经变革了30年，但政府一些部门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享有巨大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一些官员利用这些进行权力寻租。学者杨帆在《危机与反危机》一文中，提出了“权力资本化”问题。后来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了大同小异的观点，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而学者吴思称之为“官家主义”，学者杨继绳称之为“权力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翼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自然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还有形形色色的与其勾结的“红顶商人”，而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则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而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
杨帆认为，原罪的根子就在**的官员身上、在**的公共制度身上，受益的是官和与官勾结的商。官用暴力来垄断资源，交给垄断公司经营，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
财经评论员叶檀在《蜕变的中国富豪，有毒的商业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家形象全部被掺上‘三聚氰胺’，肯定不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失误，而是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出现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