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经小记》是戴震制订的宏大的著述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贯串戴震的一生，《七经小记》的各部组成，又形成了戴震的全部思想体系。正象研究戴震思想体系要从不同的方面逐一深入那样，研究《七经小记》也要从其各部组成分别人手研究，而这又是与戴震思想体系平行不悖，互相对应，甚至因两者过分接近而重合，然而，在深入研究戴震之前，从宏观上把握《七经小记》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戴震治学的自定规划，而其逐一分步实施又耗尽了他的毕生精力。
《七经小记》写作计划的正式提出，大约是在进京以后经过前期第一阶段的学问蕴蓄，著述成功，第二阶段朴学理论的完善，戴震酝酿成熟新的著述计划。因为段玉裁在京闻戴震朝夕言之，曾以戴震所言告钱大听，故可证《七经小记》著述计划的提出在进京以后。大凡学问到家，思想成熟以后，提出新的庞大而系统的巨型计划常是情理中的事。然而，这一计划的本身，又是逐步完善的。它上及仿《学礼篇》之作的《戴震集》诸记，下至《孟子字义疏证》。后者当然不会在戴震思想前后期交替的年代里提出。
著述《七经小记》的目的，深明其志的学生段玉裁说：“《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①以《孟子字义疏证》来治经，可见著述《七经小记》的最终大旨为变经学为新时代的哲学或称新理学。戴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改造和创新，完整地体现在《七经小记》的全部计划中。
“七经”的提法，是一个颇为别致的叫法。儒家的经书，最初有“六经”（也叫“六艺”）的提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和《春秋》。《乐经》今已不传。古文经学家认为古实有《乐经》，因秦毁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无《乐经》，乐包括在诗与礼中，实际上只有“五经”。戴震的“七经”，正是“五经”之外再加《论语》、《孟子》。段玉裁说：“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②戴震的“七经”排除《乐经》，主要是从有无专门的文献可证，面对事实，便于著述考虑的，与今、古文经学家之说无关。汉代也曾有“七经”之说。汉武帝只设“五经博士”，但汉提倡“以孝治天下”，至东汉“五经”而外增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戴震的“七经”，舍《孝经》而增《孟子》，当然是颇费斟酌，也是合乎戴震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和宋代以后传统称说的十三经相比，戴震的“七经”，合并了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而取六经中的《礼经》，去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而取六经中的《春秋经》，此外，还去掉十三经中的《孝经》、《尔雅》。戴震开列的“七经”中去掉原十二经中的《尔雅》，似乎是费解的，戴震从小研习《尔雅》，后又著《尔雅文字考》，怎么反面将《尔雅》从经书中取消呢？这是与戴震对《尔雅》的认识有关的。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戴震认为：“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①“《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②原来是戴震将《尔雅》看作通经的工具书而非经书本身，这一识见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尔雅》是作为解经的工具书或名书（中国古代的逻辑书之一种）进入十三经的。晋代郭璞在《尔雅》序上曾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 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郭璞的话实际上已讲清了《尔雅》作为通古代文献的工具书、基础书的性质。戴震的“七经”不把《尔雅》作为经书的本身，是客观的做法。再则，不把《尔雅》看作“七经”之一，不等于不去研究《尔雅》，恰恰相反，《七经小记》有训诂篇，是要讲运用《尔雅》以通经的方法的。
《七经小记》的目的既然是为治经而作，那么，不论何种学问，治学的本领首先还在于固基础，通门径。由于“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训诂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①前面三句话是讲如何治经入门，那就是要懂得“分其大类，各究原委，从语言文字、天文历算诸自然科学入手”，后面一句话是讲循此治经之要诀而形成的《七经小记》的内部构成，有专讲语言文字的《训诂篇》，有讲述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原象篇》，有应是本之于礼经总论，贯通《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的礼学著作《学礼篇》，有以水脉走向为主的地理学著作《水地篇》，有探求人类情性的《原善篇》等。从其写作缘起和内部构成看，《七经小记》是经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或称经学教科书，或称“经学学”。如称其为“经学概论”，则言之大轻而其内容实深。总之，讲述经学人门和登堂入室的方法、方法论，是该书的基本性质和最终目标。
《七经小记》的五大构成，段玉裁还曾作过具体说明。关于《学礼篇》，他说：“《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按：指经韵楼本《戴震文集》）开卷《记冕服》、《记爵并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糯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淫带》、《记缫藉》、《记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②作为经学学的《七经小记》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学礼篇》，应当是囊括十三经中“三礼”和《大戴礼记》的方法学探究，可惜其书未成。段玉裁揣其体例是“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并举出了今本《戴震集》中的十三篇记作为《学礼篇》全书体例的范本①。段氏的悬揣是有道理的，体现了清代朴学精神，他的意思是说，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1 页。
② 同上，52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482 页。
① 段氏《年谱》虽然讲了“今《文集》中??凡十三篇”，实际只举了十二篇，遗漏了第二篇记《记皮弁服》一文。今本《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