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九年（1754 年），即戴震三十二岁那年，为躲避豪族的迫害，单身入都，避难北京。在这以前，曾有戴氏族中豪强侵占戴震祖坟，他不得已诉讼于县，但豪强倚财仗势，结交县令，行贿受贿，上下勾结，反诬戴震有罪。一说戴震早年曾著《族支谱序》，针对《隆阜戴氏宗谱》，提出过“信则传信”，“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得罪了掌握族权的人。年轻的戴震为逃避迫害，不得不远走高飞。
关于避祸北京，段玉裁《年谱》定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段说：“二十年乙亥，三十五岁。盖是年人都。”但据钱大昕五十七岁时自编的年谱说：“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是岁移寓横街，读《汉书》，撰次《三统历术》四卷。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亲访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①钱庆曾（钱大昕曾孙）按：“公集《戴先生传》云：以敝袍入京师，一见奇之，即与之定交。”又按：“公集《与戴东原书》??作于是年。”②钱大昕的自定年谱和钱庆曾的注都可说明戴震是甲戌年（1754 年）进京的。又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云：“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③钱大昕、王昶皆记述亲身经历，均可信，可证戴震是在乾隆十九年入京的。
因是避祸而来，只是穿了件坏长袍，初到北京，自然穷得衣食无着，只是暂住在京城内的歙县会馆。到北京后第一个与之相见定交的是钱大听。这一年三月，二十七岁的钱大昕已考中进士，而戴震其时还只是个县学生。戴震才学过人，却不得志，又遭豪强迫害，到京后生活无着，为人却穷而有志，禀性狷介自爱，不合流俗，不为人物所羁，“人皆目为狂生”④。有一天，戴震自携所著书稿造访钱大听，纵论学问，竟谈了一整天，临别时，钱大昕目送其远去，叹曰：“天下奇才也。”当时，正好礼部侍郎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要想找一位精通天文历算的人。钱大听随即把戴震推荐给他。秦蕙田非常高兴，随即命驾访之，后来干脆把戴震接到府邪，朝夕讲授观象授时，这期间，戴震又向秦蕙田推荐了江永，《五礼通考》收入了江永和戴震本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戴震还在味经轩与王昶共同编纂讲述宗庙四时祭祀的“时享”类①历时五个月。除钱大听外，当时掌管修史的翰林纪昀、内阁中书王昶，还有王鸣盛、朱筠，都是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均以学问名闻京师，听说戴震的来到，都不惜降低身份，亲自前往歙县会馆拜访戴震。戴震与这些大学问家抵掌而谈，纵论学术，展示著述，竟使这些大学问家无不为之赞叹不已。戴震的来到，使原先门可罗雀的会馆霎时间变得热闹起来。晤谈之后，仍有①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2 页。
②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3 页。
③ 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0 页。
④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5 页。① 《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有《观象授时》，卷86 至卷96 有《宗庙时亨》。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切磋学问。如戴震对王鸣盛不断言及江永，“后光禄与戴震书启通问，必称敬候先生”，又如钱大听《与戴东原书》与之论学：“邵长蘅遂谓孙愐增字四百有奇（按：指《唐韵》），似可来信，惟高明示之。”一代学入的京师交游，犹如魁星阁群星争辉，璀璨百聚，其中最为夺目，不时放射出异采的是为众星所拱，学士敬仰的清贫之士戴震。从此，戴震名重京师，名门公卿争相与之交往，“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②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夏，纪昀（1724—1805）初次结识戴震，读到他的《考工记图注》，惊叹不已，随即出钱付刻。这一年，戴震就寄居在纪昀家中，过得舒心自坦。在学术上，戴震也极愿意听取纪购的意见。例如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 年）撰著，二十七年（1762 年）付刻的《屈原赋注》中，注《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一句，因汉王逸、宋洪兴祖、朱熹皆以“美人”指楚怀王，以致使上下文扞格难通，戴震注引纪昀曰：“纪编修晓岚曰：美人谓盛壮之年耳。”并云：“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皆过时之慨，即《论语》所云‘四十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是也。”明以“美人”为屈原本人，遂贯通上下文，并批评王逸等人的说法是“不顾失立言之体”。戴震引纪晓岚此说，当是寄居纪氏家后闻纪氏之说而后补上去的。又如戴震著《考工记图注》，也曾听从纪购之议而“删取先后郑（按：郑司农、郑玄二人）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但是，纪购和戴震也仅仅是汉学纯学术领域内的朋友，在哲学上，纪陶完全不能理解戴震。章炳麟《文录·释戴》记述：纪购读了《孟子字义疏证》后，“攘臂扔之：以非（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表示极大的不满。当然，这是后话了。
寄居纪购家的这一年，戴震酝酿了平生著述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把扬雄《方言》分抄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的上方，自题云：“乙亥（1755年）春，以扬雄《方言》分写于每字之上，字与训两写，洋略互见。”这是为日后著述《方言疏证》作准备的。为什么用李煮的书而不用大徐（徐铉）本作底本呢？那是清代文字学未发达之前，大徐本几乎被湮没，李焘本盛行易找的缘故。顾炎武博极群书，竟没有读过‘始一终亥’的本子。宋李焘继徐锴《说文系传》和《说文韵谱》之后扩充其内容，编定《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参照宋代韵书《集韵》次第，起于“东”字，终于“甲”字，完全改变了《说文》的本来面目，因为李书按韵编排易检①，遂广为流传，以致使始“一”终“亥”的本子湮没不闻。明代甚至有人把李焘本当作许慎真本而非难大徐本，还有人据李煮本作《韵谱本义》，推阐许书始于“东”之意。这样，顾炎武读不到始“一”终“亥”的大徐本就不奇怪了，至戴震时也不例外。戴震将《方言》分写于李焘本之上，意味着重新研究《说文解字》的开始，它预示着李煮本统治时代的结束，其意义正在于此。
戴震分写时的自题中说及的“写其字”，意即以字为主，而以《方言》之字系于《说文》之字。所谓“写其训”，意即以《方言》的训释系于《说文》之字。使用李焘本，也有一个灵便，就是需要以声为主作系联时，就将《方言》一串串的同声之字系于《说文》，按李焘本检索，可随时作对比研究。《自题》说“详略互见”，那是说分抄在李焘本上以后，一详一略，随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1 页。
① 《说文解字》检字甚难，今本大徐本（据清孙星衍、陈昌治刻本）的索引是解放后中华书局编的。时可予比较。戴震以李煮本《说文》为底本，将扬雄《方言》移录于《说文》相关的字头之下，从而便于作出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正是近现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