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王道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其第三大特点，就是强调治国以积贤为道。如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以积精为宝，治国以积贤为道。"①这里一方面对贤者作了一个界定："人之清者为贤"；另一方面把王者的"积贤"看作"治国之道"，亦即王道。何谓"人之清者"？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清正廉洁，广施仁德，不见利忘义、贪赃在法、恂私舞弊，卖国求荣；二是聪明睿智，远见卓识，不是昏庸无能、鼠目寸光、苟且偷生。下面就王者何以积贤为道和如何积贤、致贤作一说明。
在上面谈到王道尊神时，就已涉及尊贤的问题。董仲舒说："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贤者备股肽则君尊而国安"。②在《精华》篇他又几乎完全重复了这两句话，并且推而广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显然这说明，为人君者所任贤与不贤，是直接关系到封建君主自身以及整个封建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为此，他还引证了《周易》的"鼎折足，复公"，并作了进一步说明：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复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总之，能否任用贤臣，乃是关于国家之成败、兴亡的大事。
为了说明任贤与否对国家兴亡安危的作用，董仲舒还列举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一个是齐桓公仗贤相管仲之能，用大国之资，五年，与鲁人盟于柯（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阿城），见其大信，于是一年后近国之君宋公、陈侯、卫侯、郑伯等毕至，会于鄄（今山东省鄄城县北旧城）、幽（当时宋地，今不详）；此后又经多年垒德修善，特别是伐山戎，救邢、卫，"见存亡继绝之义"，于是远国之君宋公、江人、黄人毕至，盟于贯泽（当时宋地，今山东省曹县南十里）、阳谷（今山东阳谷），终成霸业。另一个例子是，鲁值公以乱即位，但知任贤者季子。季子无病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的侵犯之患，行有二十年，国家平安无事。季子一死，鲁就不能支撑邻国之来犯，直至乞求于楚师。值公的此种情况非不肖者而致使国家衰微下来，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无季子也"，即没有了贤者季子的辅佐。以鲁国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皆"若是"也。正是通过这些例子，董仲舒提出了上面已引证的结论："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①在这个问题上，董仲舒把知贤和任贤看作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
"智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而"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由此表明，要任贤，首先必须知贤；如不能知贤者，那就无可奈何了。然而知贤却不一定能任贤，若不能任贤，就会引起政乱国危的局面。"鲁庄以危，宋殇以弑"，都是知贤而不能任的结果。
任贤与否，何以会导致国家兴亡、成败两种相反的结果呢？董仲舒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说明。第一方面，即《通国身》篇一段话所说：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②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 《春秋繁露·精华》。
① 以上两例均见《春秋繁露·精华》。
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
照此说，人君为一国之主，贤积于君，则上下相互制约与相互为用，百官也因而各得其所，这样，国家也就可得而保也。
第二个方面，如《立元神》篇所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盛其精而壹其阳，众其贤而同其心。壹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后可以致其功。是以建制之术，贵得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