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
这里所说就不是一般任贤了，而是要"积众贤"和众贤"同其心"。由此可知前面所说"治国以积贤为道"，实应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治国必须任用贤臣，任贤则主尊国兴；第二，任贤不是一人，须"务众贤"，并使众贤"同其心"。这后一点，在《考功名》篇中还有类似的论述："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这两段虽然不是说的群众和英雄的关系，但他说的广纳贤才并使贤臣同心，这确实是治国安邦的要诀。
董仲舒之提出积众贤，这也是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如以尧为例，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真个是做到了尽美尽善，天下太平。然而至殷纣则不同，他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等皆为当世之贤士，却隐处不肯为臣。以至当时忠于职守的人，也都奔走而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此，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则顺天应人，师用贤圣，于是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聚于朝廷，大公也即三公之位，爱施兆民，于是天下归之。
人君如何致贤呢？董仲舒从人君的行为、态度和国家制度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关于人君的行为、态度，他说：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置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致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皇帝要想广纳贤才，就必须卑谦其身，礼贤下士，待人以诚。这样，天下之英贤，才能云集于其周围，帮助皇帝取天下和治天下。这就是"满招损，谦受益"和于得人者有天下"的道理吧。关于积贤和任贤的制度建设，董仲舒也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下一章详述。
以上便是董仲舒王道论的主要内容。王道者，王者之路也。所以，不论董仲舒的王道论讲了多少实行仁德的话，甚至还具有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但其最终目的或宗旨，都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是封建帝王取天下和治天下的理论，或叫帝王之术。因此，按照董仲舒的王道论行事，其结果，只能达到封建王朝的盛世。这一点他在《天人策》篇中有一扼要的叙述：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彼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对于这种王道盛世描述，他在《王道》篇借讲五帝三皇之德，作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说明：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民时，使民不过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骛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干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下文。
好一个王道"盛世"！在这个"盛世"，除了有至尊至贵的皇帝之外，既有富贵之人，又有一般纳税的穷苦人，而这些穷人却甘愿为皇帝服役和纳税，竟无任何怨恨，民情至朴，不慕富贵，耻于犯法，故囹圄空虚，以至甘露降，朱草生，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四夷亦来朝！这就是董仲舒设想的王道社会，也是他所理想的社会图景--封建皇帝与穷人共同的乐园。然而，这显然只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理论家的一种幻想。不过，却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这是董仲舒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欺骗！而应肯定，他以仁德作为王道的核心，又提出了王道以教化为大务、以刑罚为辅，治国以积贤为道，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就是今天，也不应一笔抹煞其中的合理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