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仲舒的认识论中，还有一个与名论相关的辞指论。董仲舒认为："《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去。"①何以如此？这是因为《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②民且"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③，然《春秋》之道，"有常有变"，"有经有权"，故欲书"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春秋》用辞殊慎："《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④。因此，董仲舒便提出了"考意"、"观指"的问题。董仲舒独具特色的《春秋》学概源于此而成。徐复观先生亦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仲舒所用的指字。??'辞不能及，皆在于指'。
由此可知，他所说的指，是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以指向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义。由文字所能表达的意义，大概不出公羊传的范围。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指'，则突破了公羊传的范围，而为仲舒所独得，这便形成了他的春秋学的特色。"①由此表明，在董仲舒独具特色的"春秋学"中确实包含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认识论问题，此即辞指论。所谓"辞"，即文字、名词、概念、命题、定义等；所谓"指"，即意旨、精神、实质、思想、内涵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揭示了《春秋》的多种用辞方式，如"正辞"与"诡辞"、"常辞"与"变辞"，及"见其指"而"不任其辞"者，井通过这诸种"辞"，揭示了其中所含之"指"。从他所揭示的这些辞与指的关系中可以发现，它们与后来魏晋时代的"言"与"意"的关系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开了"言意之辨"的先河，其中不乏至今看来仍然合理的因素，很值得探索。
董仲舒对《春秋》考意观指，其所揭示的最重要的用辞方式，就是"常辞"与"变辞"两种。既然天道有常、有变，礼亦有经礼、变礼，故其用辞自当分为"常辞"、"变辞"，其余各种用辞方式，也都无逃于这两种用辞的范围。所以这里先讲常辞与变辞。
《竹林》说："《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这里显然就提出了无通辞，但有常辞、变辞之别。按《春秋》的通常说法，只有中原之国通行礼义，四周的夷狄则全无礼义可言。这是因为在儒者看来，中原之国文化发达，讲求礼节，因而被称为礼义之邦或君子之国，而四周夷狄则文化非常落后，没有礼节，所以常被称为蛮夷。当时晋属中原，而楚属夷。但在鲁宣公十二年发生了晋楚邲之战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楚夷一变而为君子，中原之晋却一变而成为不懂礼义的夷狄。事情的原委与经过如下：楚庄王伐郑，破城后郑君请降，表示臣服，楚将不许，楚庄王则说服诸将，"许之平"，并退军三十里，这样便避免了对城中百姓的杀戮。董仲舒对此举甚表赞许，认为"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①。然而前来救郑而迟到的晋军，虽见救已解，为了保住晋国霸① 《春秋繁露·精华》。
② 《春秋繁露·玉英》。
③ 《春秋繁露。竹林》。
④ 《春秋繁露·精华》。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 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213 页。
① 《春秋繁露·竹林》。
主地位，仍要向楚军挑战，结果是丧师而逃。对晋军之举，董仲舒以为"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②晋、楚两国的行为相较表明，楚庄虽属夷狄，但重仁德，讲礼义，而晋军之统帅却相反，不讲仁德和礼义。这样便发生了开始所说的那种变化。从而使《春秋》通常所说的"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的"常辞"有了改变，即使夷狄之楚与中国之晋发生了易位。
类似于上述的变辞很多，这里再以"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③的故事作一说明。此事发生在鲁宣公十五年，楚师围宋，只有七日之粮，如不胜则将归去。于是遣司马子反乘着上城的用具窥视宋城中的情况，恰值宋华元出城，二人相见，子反间其国如何，华元告以疲惫不堪，易子而食，并说见他是君子才以实相告。子反亦告之"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④。说罢各自归去。子反告知楚王宋城的实情，楚庄王非常高兴，决定取宋然后回师。但子反又告知楚王，他已把楚军只有七日粮的情况也告诉了对方，并"请归尔"。楚庄王无奈，只好归楚。对这件事，董仲舒以为按照常辞，这叫"内专政"、"外擅名"。而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这是《春秋》所讥贬的行为。可是《春秋》对子反的行为却"大之"。董仲舒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个变辞的正确。
首先，《春秋》对于"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①。司马子反此举，正是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故大之"②。其次，对此还有一种常辞，叫做"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现在，子反身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又不告知楚王即自作主张与宋平，则是政在大夫，且夺君之尊，照此亦不应"大之"，而《春秋》大之，似与理不合。
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③这就是说，上述的说法都是常辞，而未见此乃情况有变，不得已而为之，"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④因此，遇有此种情况，就不能囿于常辞了，所以他接着说"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⑤对司马子反之行亦应如是观。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意想不到竟至如此，"是以心骇且动而违常礼"。取此一美而大之，当然就是合理的。再从仁与礼、质与丈的关系来说，董仲舒认为，"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⑥。这就是说，在董仲舒看来，仁是重于礼或高于礼的；文，则是在有质而后使之成体者。通常所说"当仁不让"，就是这个道理。也正是基于此，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③ 《春秋繁露·竹林》。
④ 《春秋繁露·竹林》。
① 《春秋繁露·竹林》。
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③ 《春秋繁露·竹林》。
④ 《春秋繁露·竹林》。
⑤ 《春秋繁露·竹林》。
⑥ 《春秋繁露·竹林》。对这段话的原文断句为："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这样就不是礼与仁，文与质相对了，恐无解。故我重新点过，似这样才解得通。
董仲舒认为："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①。在总结以上三层意思的基础上，董仲舒指出："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义，则几可偷矣。"②由此即表明，常辞用于常义，变辞用于变义，两者并不互相否定，因此不可以平常之义来怀疑变辞所包含的大义。
董仲舒在《玉杯》篇中还列举了一个"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作《春秋》之常辞"的故事。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己达人道之极者。因此，当君被弑后，对腻君之贼进行了讨伐，那么《春秋》就会对讨贼之行予以肯定，肯定的方式就是"善而书其诛"；否则，则君不书葬，贼不复见。这就是《春秋》之常辞。可是在赵盾拭君四年之后的鲁宣公六年，《春秋》"经"中又复见赵盾，这又是何故呢？董仲舒认为，这就是《春秋》的非常辞了。为什么要用变辞呢？据《春秋公羊传》说，主要原因就在于"视弑君者赵穿"，非赵盾。既如此，那又为什么把"弑君"的罪名加于赵盾呢？公羊传说："不讨贼也。"此说源于晋史："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③董仲舒亦补充说："臣宜为君讨贼，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④可是既说赵盾弑君，那又为何"别牍复见"呢？董仲舒认为，书其弑君，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己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①。其原因就在于"《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②。而"按盾辞号呼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故训其终始无拭之志"③。这就是说，虽说以其"不讨贼"而书其"弑君"之罪，但因其"终始无弑之志"，故认为其罪可免，"别牍复见"，就是为了示其"罪而不诛"之意。这里自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弑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薄厚。"《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乃视人所迷惑者，为而立法，以使人"大明之"。对于赵盾，人皆知其善，而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给以重责，这样便可使人深思而省悟以"反道"。这是所谓的"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④《春秋》的变辞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为君讳者，有为贤者讳者，还有为亲者讳者，对这些讳辞董仲舒又称其为"诡辞"。与诡辞相对的，就是"正辞"。所谓"正辞"，即堂堂正正之辞，因而与常辞相通；"诡辞"则显然是一种委曲、婉转之辞，如董仲舒所说："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⑤故此，董仲舒有时又把诡辞称为"婉辞"。显然，这种"诡① 《春秋繁露·竹林》。
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③ 《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
④ 《春秋繁露·玉杯》。
① 《春秋繁露·玉杯》。
② 《春秋繁露·玉杯》。
③ 《春秋繁露·玉杯》。
④ 《春秋繁露·玉杯》。
⑤ 《春秋繁露·玉英》辞"或"婉辞"实际上都是一种变词，因而也是与常辞相对应的。据《春秋繁露》的揭示，《春秋》所用诡辞很多，且很复杂，下面就试举几例，以资说明。
董仲舒所揭示《春秋》的"诡辞"，最突出的是齐灭纪这件事。这件事说来也很简单：齐襄公为复九世祖之仇，下决心要灭掉纪国。纪侯知自己无力抵御，就派弟弟纪季到齐国去献部地，请求立宗庙，以使先君有所依归，并说："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①于是率一国之众，拼死卫国，"上下同心，而俱死之"。事情就是这样。然而，《春秋》"经"却不是照此如实记载的，而是在庄公三年载："秋，纪季以鄙人于齐。"庄公四年又载："纪侯大去其国"。为何这样记载呢？照仲舒所说："此皆诡辞，不可不察。"②它是如何"诡"的呢？董仲舒明确说："《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③此"经"何所避，又讳其谁呢，以纪季献酅地来说，其实本乃受命于君，而现在却完全委过于纪季。这显然就避免了纪侯的责任。按照公羊传的说法，之所以将献酅地托于纪季，乃是因纪季贤。何贤？"服罪也"。服罪后又如何？请立宗庙，"以存姑姊妹"。董仲舒对此另有一解。按照《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公子无去国之义"，"君子不避外难"。纪季则"犯此三者"，为什么又说他贤呢？董仲舒认为，上述三者都是贤者所不为的，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④。既然是纪季弗为，那就是"纪侯使之"的了，这就"可知矣"。可见，之书纪季，乃是一种诡辞。为什么这里要用"诡辞"，而不书"纪侯使之"呢？
这是因为"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所贵者何？纪侯自知无力抵抗齐国的复仇，仍要拼死抵抗，表现了"国灭君死"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是《春秋》所赞扬的。故此托于纪季以"诡其服罪之辞"。庄公四年的"纪侯大去其国"也是一种诡辞，而且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诡辞。一方面它表现了《春秋》的"贤死义，且得众心"，故为纪侯"讳灭"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为齐侯灭纪国讳。因为灭纪国者乃齐襄公。而齐襄公灭纪国乃出于为远祖复仇之心。《春秋》贵为国复仇者，这是《春秋公羊传》所已说明了的。
董仲舒认为，像上面为齐灭纪之"诡其实"、"易其名"以有避讳的诡辞，在《春秋》之中是很多的。如董仲舒说："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①这里说了四件事：第一，是说晋文公霸天下之时，曾两次召见周天子。《春秋》对这种不尊重周天子的行为非常贱之，所以鲁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即是以天王在河阳狩猎，而讳晋文之"致"天子。第二，是说鲁隐公与莒子盟，不称莒子而称"莒人"，此乃为避隐公行微不肖。原来诸侯均不肯与隐公盟，隐却反从莒子盟，此处称"莒人"，就在于不疑从公之盟。第三是说闵公元年载："冬，齐仲孙来"之事。据《传》所说，齐本无仲孙，其书"齐仲孙"实指"公子庆父"。称庆父为"齐仲孙"，是为了系之于齐，"外之也"。何以"外之"？《春秋》常为尊者讳，为亲① 《春秋繁露·玉英》。
② 《春秋繁露·玉英》。
③ 《春秋繁露·玉英》。
④ 《春秋繁露·玉英》。
① 《春秋繁露·玉英》。
者讳，为贤者讳。公子庆父乃庄公庶兄。书"齐仲孙"显系为亲者讳。为什么讳？讳其弑二君之大恶也。第四，变盛为成，是说庄公八年"经"所载："夏，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其所书之"成"即"盛"。"盛"之易"成"，因鲁、盛为同姓。《春秋》"讳灭同姓"，"盛"之易"成"即为此讳。下文所书"降于齐师"，不书"降于鲁师"，也是为了"讳灭同姓"。在《精华》篇董仲舒还讲到一个晋"里克杀奚齐"的避正辞而称"君之子"的诡辞。这里又是为何用诡辞呢？董仲舒说："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原来在《春秋》中有一个规则，就是继位之君不到一年，只能称"子"，不得称国君，这是"正辞"或常辞。这里，晋里克杀奚齐却称"杀其君之子"，这显然是避正辞的诡辞。之所以用诡辞，只因施此计谋的人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儿子可以得到王位，没有顾及有此严重后果，以至一计连杀了三位国君，致使国人都为之感到无比痛心。可见，这里所用诡辞，既不是为尊者讳，也不是为亲者讳或为贤者讳，完全是为了表示对这种不顾后果而造成的悲残结局表示谴责之意。
在《春秋》的诡辞之中，董仲舒把其中专门表示隐晦批评之意的区分出来，他称之为微辞或温辞。为什么要用微辞或温辞呢？《春秋》有所谓"见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