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基义》。
① 《春秋繁露·基义》。
②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③ 《论语·雍也》。
话之中：一是"君子和而不同"④；一是"允执其中"⑤，或"君子而时中"⑥。这两个方面，显然一个是"和"，一个"中"。当然这两者在实质上是一回事，即都是说的对立事物的和谐统一，亦即今天所说对立同一。《中庸》的"中和"，正是孔子中庸两个方面的综合。不过，它所强调的是主观情感和意识的中和，如它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人的情感和意识未发之前，无所偏倚谓之中，既发则恰到好处，谓之和。因而"致中和"，天地就会各安其位，万物也会育化繁茂。但是"致中和"何以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中庸》没有明确回答，但它显然是以天人一体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万物皆备于我，即是由此发挥而得。然而这是向着主观唯心论方向的演变。而董仲舒对中和的阐述，则显然又从《中庸》回复到了孔子的观点，即从客观的天道运行规律上，阐述了中和的辩证性。在他看来，"天有两和以成二中"。①所谓两和，即中春与中秋；二中，即中夏和中冬。按照天地、阴阳的运行，一年之中，中和"四起业"。阳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即始于中冬而止于中夏；阴之行，则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即始于中夏而止于中冬。因此，阳至东方之中（中春），"所生大养"，而阴至于西方之中（中秋），"所养大成"。中春和中秋之所以生、成万物者，就在于此时为阴阳持平，其气最为和平，如董仲舒所说："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②因此他总结说："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是故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而西方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①董仲舒就这样，以天地、阴阳的矛盾运行，阐明了中和的辩证法。
又如，董仲舒还以小大、微著的对立面同一的辩证法，阐述了人世治乱的兴衰史。董仲舒说："春秋至意有二端，不分二端之所从起，亦未可与论灾异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之小之将为著也。"②这里所谓二端，即是指如小与大、微与著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是说，春秋的要意就在于认识小大、微著二端的关系，从二者相交的无端之处，探求微细之分，以了解和掌握自小为大、从微至著、聚少成多的道理。例如上面所说"寖明寖昌"、"寖微寖灭"之道，即是最有力的证据。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所显，而是"蓄有渐以致之矣"；同样，桀纣之被汤武革命所推翻，亦非一日而亡，而是多年暴逆不仁，以至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终陵夷而大坏。董仲舒在这里所阐明的小大、微著二端的辩④ 《论语·子路》。
⑤ 《论语·尧曰》。
⑥ 《中庸》。
①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②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① 《春秋繁露·循无之道》。
② 《春秋繁露·二端》。
证法，显然已经包含了今天所已熟知的量变引起质变的思想。这是很可贵的。再则，董仲舒还以对立面同一的思想阐述了吉凶祸福的辩证关系。吉与凶、祸与福作为成对的概念，在《易经》之中即已提了出来。后来，《老子》首次阐述了祸与福的辩证法："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再往后，韩非子进一步阐述了祸与福转化的条件性。董仲舒正是在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了祸与福、吉与凶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①；"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忧之者吉"。②这里前者所指正是《春秋公羊传》所说齐顷公的故事，而后者则是《春秋公羊传》所说齐桓公与鲁桓公的故事。齐顷公即位之后，自恃"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又得霸主之余尊"，因而随意"志加于诸侯"，九年未尝肯一与会盟之事，对鲁、卫不肯与盟，便妄加征伐，春往伐鲁，鲁惧不敢出，顾返之时又伐卫，败卫于新筑，真可谓乘胜而广志。正是因此，他在诸侯之使臣面前亦表现了一副"慢而弗敬"的态度，故患亦由此而起矣。晋、鲁率师与齐战，"大困之案"，齐顷公亦几遭被俘，幸逢丑父与其长得相似，代顷公被俘，但齐顷公由此亦遭天下人耻笑。这就是得志、有喜，不加戒慎，以至几遭杀身、亡国之祸。然而自是之后，顷公知恐惧，不听声乐，七年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③晋侯闻说之后，亦对鲁侯言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饮酒食肉，请皆反其所取侵地。"④这样齐顷公就因祸而得福。这显然正是祸福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关于齐桓公，亦因自知不当立而立之，因而始终怀着恐惧之心，"举贤人"，任用贤相管仲，遂成为贤君，并终成霸主之业。这就是"有忧而忧之者吉"的例子。相反，鲁桓公偕夫人适齐，此事本有人劝阻，但他不听，终于"祸逮于其身"，结果"薨于齐"，此则正是"有忧而不知优者凶"的极好例证。
董仲舒在此所论显然说明，本来，喜与忧、祸与福是互相联结、互相转化的，但这里的转化又不是随意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其条件最重要的就是面对优所取态度：有忧不知忧或有优而深忧之，两种态度，两种结果。前者凶，而后者吉。条件在这里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对韩非思想的继承，显然比老子要前进一步。
① 《春秋繁露·竹林》。
② 《春秋繁露·玉英》。
③ 《春秋繁露·竹林》。
④ 《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