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也者，反常者也。"可见，在汉代权与经作为一对范畴确定无疑，且相当于变与常的关系，但权虽反经，却又不是与经绝对对立和不相容的。董仲舒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了经与权、常与变的辩证同一的关系。董仲舒讲天道"变而有常"，这就肯定了天道的变化是有常规可循的，它所揭示的是变化的必然性。然而这仅仅是董仲舒天道观的一个方面。董仲舒天道观的另一方面，就是他还承认了天道的"不常之变"。如他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④所谓"不常之变"，显然是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论语·子罕》。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
③ 《韩诗外传》卷二第3 章。
④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相对于"变而有常"来说的，这即是承认了超出常规的变化，即与必然性相对的偶然性。这也就是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中的灾异现象，实际上也就是天道变化中的偶然事件。
当然，董仲舒并未把偶然性完全归之于天人感应论中的灾异现象，有时也归于了阴阳二气运行中的偶然失衡。如他说："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变，而阴阳失平，??非禹汤之过。毋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常"。①这显然是说，"禹水汤旱"并非就是禹汤的过失通过天人感应引起的天对人的谴告，而仅仅是由于阴阳失去了平衡导致的结果。按照董仲舒所说，尧视民如子，而民则视尧如父。在尧让位于舜二十八年时"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因而三年阳气厌于阴，阴气大兴，因而才有大禹治水。所谓"禹水"，就是阴胜于阳的结果。再者，又据董仲舒所说，夏桀乃天下之残贼，属阴，而汤乃天下盛德，属阳。汤伐桀除残贼，大善，因而是重阳，所以汤伐桀之后连续七年大旱，故汤有旱名。此乃阳胜阴的结果。由此可见，"禹水汤旱"，不是阴阳之大经，当然也不是禹汤犯了错误而招至的灾异，而纯粹是阴阳失衡所致。
对于天道的这种"变而有常"和"不常之变"，董仲舒提出了"经"、"权"两个概念，用以概括这两个方面。董仲舒说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②这里的"伦"就是秩序；"经"即常规意，亦即必然性；"权"就是非常之变，即偶然性。他在这里提出的"经"与"权"概念，显然是与其对阴阳的运行及其作用的考察密切相关的。他认为，阳气自东北始出而南行，然后转西而北入，阴气则始出东南而北行，然后西转而南入，其中阳之行为顺，阴之行为逆，阳主生育养长，阴主刑杀。天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因此，他把阳的运行和作用称之为"经"，而把阴的运行和作用称为"权"。由此表明了天的好生之德。如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力权，以阳为经。阳出而甫，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①由此可见，这里所说天道的经与权，是与阴阳运行所处地位及作用密切相关的。
不过却不能由此错误地得出经与权是"阴阳的别称"的结论。虽然天道之经、权与阴阳的运行相关，但经、权却非特指阴阳。实际上经、权乃是对一切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概括。如他所说人道也有经与权的关系问题。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②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顺，阴之行为逆，阳主生育养长，阴主刑杀。天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因此，他把阳的运行和作用称之为"经"，而把阴的运行和作用称为"权"。由此表明了天的好生之德。如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① 《春秋繁露·暖燠孰多》。
② 《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② 《春秋繁露·竹林》。
阴也。是故天以阴力权，以阳为经。阳出而甫，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①由此可见，这里所说天道的经与权，是与阴阳运行所处地位及作用密切相关的。
不过却不能由此错误地得出经与权是"阴阳的别称"的结论。虽然天道之经、权与阴阳的运行相关，但经、权却非特指阴阳。实际上经、权乃是对一切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概括。如他所说人道也有经与权的关系问题。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②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①这显然说的是春秋时代的王道或人道，有常有变，有经礼，有变礼。例如，安性平心为经礼，那么，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但这又不是要改易其道，此为变礼；又如，当一国之君死后，其子须服丧三年，方可称王，这是春秋之常道，或经礼，但是，如遇有变故，未满三年即可称王，此即变礼；再如，妇人本无外事，此为经礼，但是母亲为了给儿子娶亲，或者为自己父母奔丧，则亦可外出，这就是变礼。这显然是说，天道、人世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应遵守经礼，即按常规办事；而当天道、人世发生了不常之变时，那就应该应之以变礼。此即"常用于常"，"变用于变"，它们并不互相否定。所谓"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即表明了此意。
当然，经与权之所以并不互相否定，在董仲舒那里，还有更深的理由，这就是他所说："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②这就是说，权虽与经不同，但又是在经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里他举了一个公子目夷的故事。宋襄公为了当霸主，约盟赴孟，不听劝告，反被楚王所虏。目夷为了救宋襄公，也为了拯救宋国，于是自立为王，并立即告知楚王。楚王本来欲胁襄王以取宋，现在宋既已立新君，看看无计可施，便放归了宋襄王，事后，目夷又让位于宋襄王。这个故事是说，按照当时的常礼，目夷本不该自立为国君，只因有约盟之变，乃立之。这种变礼就在可以然之域。若不是如此通权达变，不但宋襄公不能保住性命，就是宋国也要为楚所破，反之，有了变化，既使宋襄公得以获释，又保住了宋国，使之安然无恙，最后目夷又让位于宋襄公，这种权变显然正是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经礼所许可的。
不过，有一点值得提出来研究的是，有人认为不能把权释为变，原因是董仲舒曾明确讲过："用权于变，则失中之宜。"①我认为，这显然是没有搞清董仲舒在这句话中的"权"与前面所说同经相对之"权"的涵义不同所致。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① 《春秋繁露·玉英》。这段活的开头几句，就我所见版本都是这样断句的："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下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我以为这样断句，与开头所说"安性平心"不对仗，不好解，故我重新点过。
② 《春秋繁露·玉英》。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其实，中国汉字中的"权"字是多义的，除了我们所说"权变"一义外，还有权衡、权柄、权谋等义。《深察名号》中所用之权，只能作"权柄"、"权力"解，它同前面与经相对之"权"确实不同。因为这里是在深察"君号之大意"时以"权"来解君号的。他说："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然后他才讲了"用权于变，失中之宜"的话。可见，这里是把权作为君的一种涵义、属性而提出来的，是说国君是执掌绝对权柄、有无限权力者。在这种意义下，当然不能用权于变，否则，那就意味着授柄于人。但也不应以这里的不能"用权于变"，来否定天道阴阳的运行以及人道之中有经、有权的说法。把董仲舒著作中的两种"权"概念对立起来，用其中的一个来否定另一个，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总之，董仲舒对天道、人道中的常与变、经与权的论述，虽然主要是用来说明封建社会的经礼与变礼的，特别是他把变礼限制在经礼的可以然之域，尚未达到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高度。但是应当肯定，正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对经与权的范畴作了详细的论述，用以表述运动变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一方面肯定了变化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不常之变"，对于确定和加深这一对范畴的意义，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