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在天道观上所阐述的最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思想，就是天道"变而有常"的观点。
辩证法当然要承认事物的变化，但仅仅承认变化，还不是深层次的辩证法。深层次的辩证法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性。我们知道，规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客观事物或现象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中华民族在古代给规律起了个名字叫做"道"。董仲舒也是用道作为表达规律范畴的。例如他说：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①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②他对道的这一定义显然是说，道是事物运动变化中有秩序、有条理和反复出现的现象，人道就是人或社会所共同遵循的、反复出现的有秩序、有条理的现象。社会有秩序、有条理就会安定，这叫做"治"。所以，他又认为："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①可以看到，董仲舒所有这些对道的规定，已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规定了。正是基于此，下面这段话我以为是对天的规律性、也是对一般的规律性最为精彩的揭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致远，踔而致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②这显然是说，天道的变化是有一定时序和节度的，也就是有着一定的常规，亦即反复出现的、稳定的规律。把这种常规概括起来就是他在这段话中所说"反而相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所谓"微而远"，"踔而精"，"广而实"，"虚而盈"，等等，也都是对立面的统一。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几乎随处可见。如他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③又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圣人之治，亦从而然。"④这显然是对天和人世规律性的揭示。天是按照阴与阳这一对相反之物的或出或入、或右或左、一而不二、各向相反的方向运行的；并且，正是由于天地、阴阳在运行中的地位不同，从而形成了春夏秋冬四时终而复始的运动规律；关于王道，亦宜按照"承天意以从事"的原则，"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①，以此行政。上述的这些所谓天道、王道，除了他所说天地、阴阳、四时的运行具有较明显的规律性之外，其他关于四时的人伦情感，则显系荒唐的比附。
在此有一点需要提出来研究的是，有人认为："所谓常，就是固定不变之意。'变而有常'，就是说，纵然有这样那样的变化，都有一定的轨道，譬如四时，春夏秋冬总是相继而出，而且是冬寒夏懊，其度不变。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一定的规律。在'常，的准则下，天不能有什么改变，所有的一些变化，只不过是一种运动。所以，以天作为自然，一样得不出天在变。"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春秋繁露·天道施》。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春秋繁露·天容》。
③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④ 《春秋繁露·阴阳义》。
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②我以为这种说法错误有三：第一，逻辑混乱。既说"常"是"固定不变之意"，又说"变而有常"就是"有一定规律"，既是规律，即是变化的规律，怎说是"固定不变"呢？第二，把"常"解释为"固定不变之意"，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哲学史上对"常"的一贯用法及其涵义。我以为"常"在中国哲学哲史上历来是作为规律意义来使用的。如张岱年先生就曾说："中国哲人都认为变化是一根本的事实，然而不仅如此，更都认为变化是有条理的。变化不是紊乱的，而有不易之则，即所谓常。常即变中之不变之义，而变自身也是一常。"③我很同意张先生的看法。虽说常即变中不变之义，但常并不就是不变。从中国哲学史来看，常更重要的是指变化中的不易之则，即变化的条理性、规律性。把它解释为"固定不变"，显然是错误的。第三，董仲舒的"变而有常"，显然是说大道是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不是紊乱的、无秩序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时序节度，简言之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如春夏秋冬四时之变，总是周而复始地运行，这只能说天是有规律地变化的，却不能说天是"固定不变"的。当然，就规律自身来说，总是如此的，不变的，如变了，也就不能称其为规律了。然而规律自身的不变，却不是它的载体天不变。把规律自身的不变，安到天的头上，这显然是逻辑上的偷换概念，而这样一来，就把辩证法变成了形而上学。
天道既是规律，那就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是不可违反的，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例如，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研究和总结了周朝的成败兴衰经验。他指出，一切人君莫不希望国泰民安而恶政衰国危，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原因一是所任非其人，一是所由非其道，因而造成了"政日以仆灭"的后果。譬如周朝之道衰于幽厉二王，当时道非亡，即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幽厉不肯实行。而到周宣王时，宣王欲恢复先王之德，"兴滞补弊"，于是周道便粲然复兴起来。由此表明天道、人道的客观性。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天之道，无成者。①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①阴阳理人之法也。??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乐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这就表明，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它们作为客观的规律，都是不可违背的，"反天之道无成者"。因此，人主必须审其处，使好恶喜怒必当其义乃出，春天之暖清寒暑必当其时乃发也。人主必须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如天当寒而寒，当暑而暑，不可颠倒喜怒，混淆寒暑。这样，天就会有美岁，社会则有治世；否则，天当寒而暑，或当暑而寒，必为恶岁，人主当怒而喜，或当喜而怒，则必为乱世矣。这种天道的恶岁与人间之乱世，无疑正是违背天道所得到的惩罚。
不过，天对人的奖惩有一个由微致显的过程，此即所谓"寖微寖灭、寖② 周乾■：《董仲舒的天道观辨析》，《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 年第1 期。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98 页。①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① 《春秋繁露·阴阳义》。
②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明寖昌"之道。
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出言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兽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①这里就正好说明了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繇道则兴，反道则败。尧舜与桀纣的不同结果即是证明。
当然，在此特别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董仲舒不仅一般肯定了作为规律的天道、人道的客观性，而且他还充分阐述了经与权这对范畴，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规律性的认识。这可以说是董仲舒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
我们知道，经、权概念，早在先秦就已经提了出来。如《老子》的"道经"、"德经"。这里的"经"即常或原则、规则意。但尚未与"权"相对说。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②这里即提出了权概念。这是说可与共同守道之人，未必都能随机应变。这里的"权"显然是与"道"相对来说的，权即变，道即规律、规则、原则意，亦未与经作为成对范畴。后来《孟子》中已有"经"概念，如说："经正，则庶民兴"；①亦有了"权"概念，如《离娄上》说："'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虽然既提到了"经"，又提到了"权"，但也未把两者相对说，而是把"权"与"礼"相对说。这里的权亦是权变意，"礼"亦是规则、原则意。后来战国后期出现的《春秋公羊传》，才第一次把权与经作为一对范畴，它说："权者何？权青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②这显然是说，权是与经、常相反对的，但行权之后"有善者"，即对行道来说更好、更有利。再往后，到了汉代，经与权已成为普遍为人所了解的一对范畴，并且经与常相当，权与变当义。如《韩诗外传》即说："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③《后汉书·周章传》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