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刘本栋在《六十年来之史记研究》一文中评论说："是书引证博赡，考辨精审。每一疑义，必求其至当而后己，使史公二千年来不白之旨，照然涣然。可谓不仅有功史学，抑且嘉惠士林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是施之勉订正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一部力作。沈川氏之书是《史记》三家注问世一千余年后又一次集大成的集注专书，功绩不可抿没。但以一人之力搜采千余年来中日两国的学术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错误和缺漏不可避免。该书问世后，受到我国多位学者的驳正。计有：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程金造《论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钱钟书《管锥编》中有读《史记会注考证》58 则，钱穆有《评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张以仁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等。施之勉的《订补》对泷川氏之书作了全面系统的补直匡正，用力之勤非上列诸书可比，因此在台湾学术界也博得很高的声誉。
其二，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作了广泛的探讨，挖掘较深。台湾学者不仅在《史记》的微观研究考证方面功力厚实，而且在宏观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就，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如黄俊郎的《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林宗霖的《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历程及其评价》，以及阮芝生的《试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和《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着重探讨了司马迁的作史动机和目的；阮芝生的《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施人豪的《史记论赞研究》，分别从历史编纂学和论赞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邓璞磊的《司马迁政治思想之研究》评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孔庆宗的《史记货殖列传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上的价值》，评价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周虎林的《司马迁的儒家思想》、洪安全的《孔子之春秋与司马迁之史记》、王基伦的《孟子与史记之关系》，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孔孟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汪惠敏的《司马迁对儒道二家思想之融合》，指出司马迁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很深；陈乃鼐的《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理论之研究》肯定了司马迁在历法学上的贡献，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几乎有关司马迁和《史记》中的所有问题，部有论文探讨，说明了台湾学者的思路是开阔的。同时还出版了对司马迁思想研究挖掘较深的学术专著。赖明德的《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就是一部代表作。《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全书十章，40 余万言，是一部恢宏大论。该书对司马迁生长的时代和社会，司马迁的读书游历和师友，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心理背景，司马迁的经学，司马迁的史学，司马迁的诸子之学，司马迁的文学，司马迁的历学，司马迁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都作了深入的评述。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作者把司马迁放在广阔的大一统西汉社会和学术发展的背景之中，评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很有说服力。全书议论风发，新见迭出，语言流畅，文笔生动，有很强的可读性，在台湾成为畅销书。
其三，比较研究，细致深入。台湾学者，好作比较研究，对照互证，议论纵横。例如马班比较，就是一个颇感兴趣的课题。吴福助的《史汉关系》和《史汉体例比较》，刘安立的《从史记汉书儒林传比较司马迁及班固的思想》，徐复观的《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比较马班异同，提出了新看法，分析十分细腻。例如《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长达六万言，分九个专题论证，对史汉两书的体例和文字一一列目比较，使人们在全面比较中能够清晰地看出马、班不同的旨趣和不同的风格。例如作者对史汉文字之比较，结论是：史公的文体疏朗跌宕，富于变化，文句的组成较为圆满，篇章的结构线索分明，照应周密。而班氏的文体较为质重简朴，缺少变化，结构的线索不甚分明，文字较《史记》为古奥。在叙事上，史公较精确而能尽量保存历史形象生动的原貌；而班氏渐流于空洞。对人物渐流于抽象化。但《汉书》中有的传也写得很绵密。由于作者的分析是建立在详实的比较基础上，故较为平实中肯。
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硕果累累，非常丰富。由于海峡两岸的隔绝，介绍到大陆来的十分有限，上述介绍不免挂一漏万，不足以反映台湾《史记》研究的全貌。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也已逐渐展开。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交流将会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学者携手齐进，一定会把《史记》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