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档案资料、《史记》与地方志等等课题，不断被开发，而且都有系列论文发表或专题论著出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从研究问题的深度来看，八十年代取得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突破。例如司马迁与公羊学，《史记》的疑案研究，包括司马迁行年、《史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太史公"释名、司马谈作史等等，都有新的探索。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旧时代传统的《史记》研究内容，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其方法是罗列材料，引证甲说乙云，缺少新意，对《史记》所熔铸的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研究十分零碎，根本谈不上系统的探索。而建国以来的《史记》研究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从学术研究的方法上，还是从内容和水平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是整体的进步。但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文史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还不熟练，形式主义和左右摇摆的倾向很明显。例如五十年代对司马迁的思想有拔高的倾向，如说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等。可是在1963 年以后，则出现了贬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如有人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观，只不过是由"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神意史观等揉合于一体"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他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所宣扬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而八十年代的讨论则比较平稳，标志了研究者思想理论的成熟。当然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的政治形势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4）一大批中青年《史记》研究者成长起来，成为《史记》研究的骨干。八十年代是老中青学者共展宏图的时代。老一辈专家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中青年学者自觉地肩负起重任。例如八十年代初展开的司马迁与公羊学的讨论，杨向奎首发其端，张维华继之于后，他们两位是老一辈专家，陆永品、施丁、吴汝煜是中年学者，赖长扬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司马迁与公羊学这一课题，正是在老中青学者共同参与的热烈争鸣中取得突破的。中青年学者视野开阔，锐气旺盛，引进了系统论，比较研究等新方法，许多重大课题的攻关完成在他们手中，己出版的有分量的著作十之八、九也出自于他们之手。中青年学者数量大，目前正处于颠峰状态，这就是八十年代《史记》研究热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和根本原因。
3.四十年来《史记》研究的新特点。
这里着重讨论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新局面。
（1）运用唯物史观，把《史记》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科学的考察、分析和评价。旧时代对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思想只有零星的探索，而且立论肤浅，例如"史公三失"，争论两千年也没把它说清。明清评点家对司马迁思想不乏精到见解，但总体上却是偏重辞章技巧，因而陷入寻章摘句中，又刻意追求史公微文，往往断章取义，肆情附会，脱离历史实际。这是缺乏唯物史观，就事论事的必然结果。当代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把司马迁的写作活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揭示了司马迁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且能够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分析这种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③这种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考察司马迁思想的方法，在八十年代已为论者所普遍掌握，例证不胜枚举。前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论题，都是这样取得的。
（2）纵横比较的方法。旧时代的《史记》研究，局限于马班异同。当代的《史记》研究大大开拓了比较的范围。概括他说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史记》篇目自身的比较，揭示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成绩。其二，是将《史记》与前代、后代的史学和文学作比较。《史记》与前代的比较，如《史记》与③ 诗人李杜、散文韩柳这类并提的事例很多，但未形成全面的比较学。比较学的发展，在当代才是方兴未艾。
《春秋》，与《左传》、与《战国策》、与诸子，与《离骚》，与《楚汉春秋》等，探索司马迁对前代思想及资料的继承；《史记》与后代的比较，除与《汉书》外，还与《资治通鉴》，与政书、与戏曲、与小说作比较，探索司马迁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明清评点家已将《史记》与小说比较，不过大都是札记性质。当代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①，全面系统地探索《史记》对后世传记及小说的影响，成为有理论有分析的专著。其三，是将《史记》与国外的史学著作比较。齐思和在1956 年1 月17 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一文，是第一篇运用历史比较法将《史记》与希腊史学名著对比，分析出"《史记》的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简明地表述了《史记》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种比较研究日渐成熟，如李少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黄新亚《论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刘清河《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夏祖恩《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等文①，都是颇有创见的论文。诸文将司马迁与古希腊的史学家普鲁塔克、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古希腊悲剧家、《史记》与《旧约》作了广泛比较，司马迁无论在知识的积累、认识的深度、表现力的强弱方面，都是同时代东西方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因此，司马迁不仅是汉代的文化巨人，而且可以说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文化巨人。
（3）各种新方法的借鉴与运用。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大大发展，国外的文化传人中国，有新学科的传入，有新方法的尝试。如系统论、价值论、艺术辩证法等都运用在《史记》研究上。徐兴海《史记所体现的系统观》、党丕经《论史记的史学框架》②，就是用系统论分析《史记》整体结构和史学框架的尝试。艺术辩证法运用广泛，除了许多论文用以分析《史记》实录与人物塑造的关系外，还有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等论著也做了成功的尝试。技术性的现代化手段，如李波等编制的《史记索引》就是利用微机处理《史记》原文取得的成果。如果运用计算机检索，几秒钟内就可索得所需的字、词、句，几分钟便可拿到打印材料，这种方法比传统手工检索不仅高出几百倍，而且准确无遗漏。
（4）文献与考古相结合。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运用于《史记》研究，首推王国维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王国维和郭沫若都运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生年。利用考古材料全面论证《史记》的史料价值，陈直的《史记新证》作出了新贡献①。陈书引用甲骨文、两周铜器铭文、秦汉权量、石刻、简牍、铜器、陶器铭文等考古文献，校勘和证明《史记》原文以及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的注释，获得了许多新见解，是当代《史记》考证的一项重要成果。
综合考察当代的《史记》研究，探索司马迁思想为主要内容，以历史研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 页。
① 该书重庆出版社1987 年出版。
② 李文载《文学评论》1986 年第5 期，又收入作者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黄文载《陕西师大学报）1988 年第3 期。刘文载《汉中师院学报》1987 年第3 期。夏文载《福建论坛》1987 年第6 期。① 徐文载《人文杂志》1987 年第3 期。党文载《陕西师大学报》1988 年增刊。究取代考据研究为主要的方法，开始把《史记》从"史料学"的研究水平提高到"史记学"的研究高度上，走上了科学化的正确轨道。旧时的考据，主要方法是抄撮材料，排比引申，这就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应该肯定，乾嘉学派在考据方面是有贡献的。在史实考辨，鉴别材料真伪等方面是不能离开考据方法的，所以陈直的《史记新证》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仅仅拘泥于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搜集和考据，如果离开对事物发展的过程的考察研究，往往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即使是博学宏通的学者有时也会迷失方向。例如已故文献学者余嘉锡先生考证《史记》缺逸，著《太史公书亡篇考》，洋洋十余万言，引证材料几百条，用以证明《史记》有十篇亡逸张晏之说不虚。尽管余先生引证宏博，穷源竟委，但他离开了《史记》本证，囿于班固、张晏之成说，考证的起点就偏离了方向，所以他的详细考证不能成为定案，八十年代对此重新作了审订。余先生在《太史公书亡篇考》中甚至否认"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创造的史论形式，认为"太史公曰"只是司马迁"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所发的即兴议论。这可以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至于清人崔适作《史记探源》，用考据方法"务为异说"，"惊人耳目"，说《史记》中有二十九篇伪作，元狩以后事皆妄人所续，更不足训。今人运用考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考据与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结合，宏观与微观互相补充，考论结合，提高了研究水平。在这方面，卢南乔的《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与成就》，程金造的《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以及关于三家注的研究，陈直的《太史公书名考》，陈可青的《论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历史观》、《太史公书凡例考论》，以及前已举证的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史记新论》，施丁的《马班异同三论》，都是考论相结合的佳作。
（5）《史记》研究近况及发展趋势。自八十年代以来，《史记》研究正在步入它的黄金时代，出现了空前的热潮。近年来出现了更为可喜的形势，学术交流扩大，横向的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史记》学术研讨会从1987 年以来已举办了四次。1992 年陕西省正式成立了省级司马迁研究学会，着手规划系统工程。近年出版了《史记》全本的新注和译注。《史记》全本的集注，以及会校会评会注工作已经开展起来，而且采取了协作攻关集体编著的形式，这是值得赞扬的新事物。当然，《史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史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薄弱。第二，缺乏争呜气氛，各种观点，各说各的。第三，许多论文仍是传统论题，缺乏新的开拓。不少文章的观点甚至论据多有相通。这些需要克服，也是能够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