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四十年来所指时间从1949 至1990 年，共四十二年。也就是当代的《史记》研究。
当代《史记》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方法更新，成绩巨大，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粗略统计，撰写论文和论著的作者累计二百余人，整理和研究的成果累计二千余万字。出版各种图书六十二种，其中学术性论著三十八种，有八百余万字；发表的《史记》论文有一千六百余篇，亦八百余万字，有关工具书和资料书数百万字，这是任何一部历史名著的研究所不可比拟的。如何评价取得的新成果？整个研究工作有什么新特点？怎样推进《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对这些问题开展评议具有现实意义。
1.四十年来出版的《史记》研究论著。
下分整理及工具书、学术论著两个方面来谈。
《史记》整理及工具书。《史记》的整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出版了共17 种多层次的整理本，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对《史记》的普及与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普及选本，如瞿蜕园《史记故事选》（1956）、张友鸾等《史记选注》（1956）、郑权中《史记选讲》（1959）、中华书局活页文选合订本第四辑（1962）等，很受读者欢迎。学术性选本有王伯祥、韩兆琦、张大可三家共四种，各有特色。王伯祥《史记选》（1957），精选传纪名篇，训沽功力扎实，五十年代出版，影响较大。韩兆琦有《史记选注集说》（1982）、《史记选注汇评》（1990）两个选本，为同一类型，别开生面精选各家评论并加作者按语，使读者领略史公笔法。张大可主编的《史记选注讲》（1989）为迄今最大的选本，共选文42 篇，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本纪、表、书、世家，下卷列传，其特点是《史记》五体皆备，文史并重，通过系统选文全面地体现司马迁的人格风格和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两个选本也值得一提。一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出版的《史记纪传选译》，一为巴蜀书社1988 年出版的《史记赏析集》。前者选目侧重史篇，后者选目侧重文学性，均各有新意，《史记》全本的整理有三种：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59），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1989），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1990）。点校本《史记》包括三家注，集学术界校勘之大成，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善的读本，是建国以来学术界对《史记》整理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此外，出版界还出版了蒙文、朝鲜文的《史记》选本，使这部名著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新编工具书有七种，《史记》的人名、地名、单字及文句、以及三家注的索引已编制齐全。值得一提的学术性工具书有两种，一是仓修良主编的《史记词典》（1991），一是杨燕起、俞樟华合编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1990）。这两部书均为填补学术空白之作，很有实用价值，尤其是提要一书。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索引"，收罗版本、论著、论文的起止时间从《史记》问世直到1986 年底。第二部分是对建国四十年来124 位论文作者的《史记》论文所写提要，限于篇幅每位作者只收一篇，虽然有所局限，但从中可以览视新中国的这支《史记》研究队伍。第三部分是对古今有影响的68 种《史记》研究专著所作的提要。二、三两部分是两位编者的创作。这是一本迄今最完备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兼题要的工具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史记》研究论著。共39 种。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其一，普及读物及传记有10 种。共中季镇淮《司马迁》（1955）、肖黎《司马迁评传》（1986）、黄新亚《司马迁评传》（1991）种都是学术性的评传。季镇淮《司马迁》出版最早，文笔流畅，影响最大。其二，侧重于考据和资料汇辑的论著有8 种：贺次君《史记书录》（1958）、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1963）、陈直（史记新证》（1979）、徐朔方《史汉论稿》（1984）、吴忠匡《史记大史公自序注说会纂》（1985）、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1985）、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1986）、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1986）。这些论著各辟溪径，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其三，侧重于司马迁思想研究的论著有12 种：《文史哲》杂志社编《司马迁与史记》（1957），白寿彝《史记新论》（ 1981），施丁等《司马迁研究新论》（1982），《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司马迁与史记论集》（1982），张大可《史记研究》（1985），程金造《史记管窥》（1985），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1987），周一平《司马迁史学及其批评》（1989），韩城司马迁学会编《司马迁研究》（1990），韩兆琦等《史记通论》（1990），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1990），周经《司马迁、史记与档案》（1986）等。上列12 种论著，全面系统地评述了司马迁的思想和《史记》的学术价值，以及流传，可以说代表了史学界、思想界研究司马迁的新水平。其中四种是专题论著，七种是论文集，既有个人的系列论文集作系列深入，也有诸多学者的合集，选辑了学术界《史记》论文的精品。其四，侧重于《史记》文学美学研究的论著有8 种：陆永品《司马迁研究》（1983），郭双成《史记人物传纪论稿》（1985），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1985），吴汝煜《史记论稿》（1986），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1986），李少雍《司马迁传纪文学论稿》（1987），聂石樵《司马迁论稿》（1987），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1991）。这些论著从各个方面抉发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同时深入地探讨了司马迁的文学观、美学观和写人艺术，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把《史记》文学性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些论著也代表了文学界研究司马迁的新水平。此外，青年学者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勾画了史记学发展史的轮廓；覃启勋的《史记与日本文化》（1989），考察了《史记》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填补了两项学术空白。2.《史记》研究论文。从1951 到1990 年的四十年间，国内各种大小报刊发表的《史记》文章总计一千六百余篇，其中九十余种主要期刊及大学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约四百篇，作者近二百人。从论文发表的时间分布及其探讨的内容，可以洞察建国四十年来《史记》研究发展的动态和水平上升的轨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1 到1957 年，文史工作者开始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方法研究《史记》，获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一时期，由于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思想活跃，有良好的争呜气氛，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一时期老一代学者发挥了骨干作用，有数十位知名学者发表了学术论文，他们的精辟论述和号召力，奠定了《史记》研究的基础。蔚伯赞先生是在新中国学术界第一个发表《史记》论文的学者。他的《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发表在《中国青年》1951 年总第57 期上。这是一篇知识性的评介文章，但有理论深度，文风一反旧时代研究者的那种堆积史料和文字艰涩的毛病，议论简洁明快，文字流畅，且发表在通俗刊物上，是有意识地向青少年介绍这部古代名著，对《史记》的普及和研究开了一个新生面，是颇有影响的。嗣后，金兆梓、季镇淮、荣孟源、侯外庐、高享、尚钺、李长之、吴晗等前辈都先后写了通俗性的《史记》评介论文，对推进《史记》的研究起了宣传和号召的作用。 1955 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6 期上发表《大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发起了一场围绕司马迁生卒年问题的学术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在解决司马迁生卒年上没有形成定论，但以此为契机推动了《史记》研究的开展，形成了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第一个高峰。郑鹤声、季镇淮两先生对司马迁行年和传纪的研究，陈直先生对《史记》名称及早期传播的研究，卢南乔对《史记》体例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两先生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齐思和先生对《史记》产生历史条件的研究，程金造先生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都独具新见。
第二阶段，1958 到1965 年是《史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时期，也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1962 年程金造先生在《文史哲》第5 期发表《<史记>"正文""索隐"关系证》一文，继续就三家注的关系问题与黄烈先生展开争论。程文列举十例证明三家注中"正义"对前出的"索隐"是进行了疏通的，从而解决了清代学者钱大听所提出的"二书不相称引"的疑案。这对于考证司马迁的生年以及对三家注的评价都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文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史记》放在产生它的广阔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与班固》和《史记新论》两篇宏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司马迁与班固》一文是对传统课题马班异同的新探索，已见前述。《史记新论》是与《司马迁与班固》蝉联完成的姊妹篇。1962 年，发表于大学讲坛，1981 年求实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上溯西周共和以来七百余年的历史发展，探索《史记》的写作背景，第一次将司马迁自己揭示的《史记》要旨三题，即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了贯通的评述。这一时期还对《史记》的阶级属性，司马迁的道德思想，关于游侠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第三阶段，是1979 年以来的八十年代，《史记》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既是全面丰收期，也是建国以来《史 记》研究出现的第二个高峰期，主要标志有以下四个方面。
（1）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盛况空前，前述六十二部论著，一千六百余篇论文，十之八、九都集中在八十年代涌现出来。三十九种学术论著，其中三十二种是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史记》论文每年都有近百篇文章发表，持续什年而不衰。这些就是全面丰收期的标志。
（2）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史记》百科全书的价值正在日益显露。八十年代的《史记》研究者，对司马迁的思想研究全面展开，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马班异同、《史记》与《春秋》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和新看法。此外，司马迁的战争观、美学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人才学思想、天文学、医学成就、《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