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总量占《史记》问世以来两千年间的十之八、九，据不完全统计，论著有二、三百部，论文近千篇①。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流传广布。汉唐之际，书籍为简牍与抄本，受到物质条件的极大限制，自宋以后，图书大量刻印，《史记》于是从少数人的案头物逐渐成为一般人都能看到的常用书。因此，这一时期研究和阅读《史记》的人日益增多，从名师硕儒到莘莘学子，无论学文、学史，没有不读《史记》的。单是有清一代，研究《史记》留下著述文章的就有三百余人。研习者多，自然名家辈出。其二，研究范围广博，方法细密。大凡史记学包涵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都已提出，并有相当的建树。诸如司马迁的时代、生平、思想，《史记》的体例、内容、成书原因、主要成就、价值、影响，以及马班异同、残缺续补、文字真伪、史事抵牾等等，均提出研究，并有所深入。方法有比较，有评论，有考证，用力勤而细密。比如《史记》文字真伪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就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考辨校定工作。王若虚、赵翼、钱大听、梁玉绳、崔适、王念孙、何焯、钱泰吉、张文虎、郭嵩焘等都有专门著作。其三，著述形式多样，内容丰博。如果说汉唐时期《史记》研究的主流是注疏，又由于唐代三家注的杰出成就，宋代以后注疏只是一个侧面和支流，评点、考证、专题研究成为《史记》研究的主流。大体上说，宋明以评点为主流，清代以考据为主流，近代以思想研究为主流，专题研究马班异同成为专门学问。研究成果的表述，形成多样的著作，有眉批、评点、札记、书后、志疑、考异、测义、知意、达旨、探原、发微、订补、琐言、辑评、集说、读怯、评注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大量史记论文和煌煌巨著的不断涌现，标志着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大发展和深入的重要历史时期。下面着重评述这一时期的主流成果，即史记评点与史记考证。马班异同另立专节评述。
1.宋人的《史记》评点。
宋代以前对《史记》的评论只有零星的议论，没有形成风气。宋代统治者重视史学的修撰，《新唐书》、《新、旧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都在北宋完成。科举考试改诗赋为策论。政治形势影响文化风尚，所以宋代士人钻研史书十分努力，并形成好发议论的习惯，从而开了评论《史记》的风气。宋人刻《史记》和评《史记》成为一代士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二程、罗大经、刘辰翁、黄震、洪迈、郑樵、吕祖谦、晁公武、王应麟、叶适、王若虚，以及秦观、黄庭坚、黄履翁、陈振孙、朱熹、辛弃疾、马存等数十人，都对《史记》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尽管专门著作不多，而散论文章可以说是洋洋大观，数量、质量都可称雄一代。宋人对《史记》总体的评论，识见高于唐人一筹。首先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认识，以郑樵为代表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称《史记》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①其次对于《史记》各体的评论，也都提出了创新的① 河东郡时属北魏。裴■祖籍河东闻喜县，今属山西省。
① 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科学出版社1957 年出版），杨燕起、俞樟华《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出版）及王重民《清代文集篇目分类见解。如林驷论"本纪"，认为司马迁是"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①，超出了刘知几"以天子为本纪"的认识。唐人评史，以刘知几《史通》为最高水平，而刘知几对史表认识不深，甚至有废表之论②。郑樵的《通志总序》则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吕祖谦的《大事记解题》卷一详为申说，认为"《史记》十表，意义宏深"，故"学者多不能达"。他阐述十表"宏义"说："《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所以观一时之得失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也。"吕氏的评论，第一次揭示了《史记》十表的编制方法和功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五体结构的互见法，也为宋人苏询所首发。《史记》博大精深，宋人的评论也涉猎广泛。评论最突出的问题，有"史公三失"、"马班异同"、《史记》文章风格、《史记》人物等。对"史公三失"，宋人分为两派，苏拭、叶适、王若虚等人赞成班固的观点，秦观、沈括、晁公武、陈仁子、黄震等多数为司马迁辩护，认为司马迁先黄老，崇游侠，颂货殖是有为而发，班固的批评不足为司马迁之病。两派意见，森严壁垒，势均力敌。尽管辨难纷坛，却只停留在表象的就事论事，很少有人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高度揭示"史公三失"之说为非，所以这个传统课题，宋人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对《史记》文章风格，唐韩愈、柳宗元评价为"雄深雅健"，宋人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例如散文家马存，他在《赠盖邦式序》中，作了具体的发挥。他认为《史记》的风格特点是：或"奔放而浩漫"，或"停蓄而渊深"，或"妍媚而蔚纤"，或"雄勇猛健"，或"斩绝峻拔"，或"典重温雅"③。苏辙说太史公行文"疏荡有奇气"①。马存与苏辙还探讨了《史记》文章风格形成的原因，是来自于壮游所感受的深广的生活实践。以上论述，超越前入。
2.明入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
元代由于政治的原因，整体社会学术空气不浓，《史记》研究成绩不大。但元代用戏曲形式宣传《史记》，在普及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今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元代取村于《史记》的杂剧有一百八十余种，而且大多为演出本。这么多的《史记》戏在全国大小剧场上演，《史记》的人物故事，厂为人知。这无疑为明清以来的史记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元代的《史记》戏，亦应值得大书一笔。
明人研究《史记》，承袭宋人的评论余风，发展壮大成为一代主流。明人评点改变了宋人因人因事立题的单篇论文和读书笔记的形式，而以恢宏气度对《史记》全书评点，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评点专著。最基本的形式是在《史记》原文上用五彩笔作圈点、夹批、眉批、总批。著名的评点专著有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茅坤《史记钞》、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钟惺《钟伯敬评史记》等。另一种形式是搜集会萃历代学索引》等书的著录。
① 《通志总序》。
②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
③ 刘知几论史体，见《史通》卷二《本纪》，废表之论见《史通》卷三《表历》。① 见《史记评林》卷首引。
者以及时贤的评论精语，一一标注在《史记》有关正文之上，号称"史记评林"。此由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发其端，后继者纷起，有李光缙等人的《史记萃宝评林》、陈仁锡的《史记评林》、葛鼎、金蟠的《史记汇评》、邓以的《史记辑评》、朱子蕃的《百大家评注史记》、陈子龙、徐孚远的《史记测义》等多种辑评专著。辑怦形式，灵活自由，文字可长可短，内容丰富多彩，有总体分析，有细事发微，有人物评论，有史实考证，有感则发，无话则省。辑评精语，夹注在作品中，或书写在眉端，时时提起读者的注意，帮助读者思索品味，把自己的欣赏和感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辑评很受读者欢迎，流风所及，也成了清代和近代的一种最基本、最普遍的研究方法。晚清以后，形式又有所发展。如清末郭嵩焘的《史记礼记》，已不录《史记》全文，而是摘引有关原文，然后发议论。近代李景星的《史记评议》，则完全抛开原文，没有夹批，只有百三十篇的评。今人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又在前人辑评的基础上，会萃从古至今四百余种著作中的精语，编纂《历代名家评史记》一书，给《史记》研究者提供了历代有关《史记》评论的主要资料。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全书和《史记》五体的总评，下编为一百三十篇的分论，采录标准以有无学术价值为准。可以说，这是辑评形式的新发展。附论于此，以资参阅明人评点《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史事、人物、编纂体例、文章风格、艺术手法，无所不及。行文内容不似宋人以议论为主，而是紧贴《史记》原文以分析为主，语言明快，通俗易懂，不发空论，能够引导读者进入欣赏的境界。所以，象茅坤、杨慎、唐顺之、归有光、余有丁等人的见解，就成为品题《史记》的圭臬，深受读者喜爱。明人抉发司马迁的写人艺术，以及《史记》与小说的关系，更有精绝的分析评点，发前人所未发，如本书第七章所引金圣叹对《史记》文学技法的评论，就独树一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3.清人的《史记》考证与研究。
清代是旧时代史记学发展的高峰，研究者之多与成绩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清人研读《史记》，留下文章著述的有三百余人，著名的专著有几十部。如王鸣盛《史记商榷》、钱大听《史记考异》、赵翼《史记札记》、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邵泰衢《史记疑问》、邱逢年《史记阐要》、梁玉绳《史记志疑》、休伯桐《史记蠡测》、王筠《史记校》、程余庆《史记集说》、张文虎《校勘史记札记》、尚《史记辨证》、郭嵩焘《史记札记》、潘永季《读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方苞《史记注补正》、牛运震《史记评注》、杨于果《史汉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和《读史记臆说》、鹿兴世《史记私笺》、储欣《史记选》、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汪越《读史记十表》、汤谐《史记半解》、邵晋涵《史记辑评》、高塘《史记抄》、吴敏树《史记别钞》、沈家本《史记琐言》、王治《史记榷参》、吴见思《史记论文》、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等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此外，象顾炎武《日知录》、李晚芳《读史管见》、刘熙载《艺概》、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刘大槐《论文偶记》、林纾《春觉斋论文》等著作中，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评论。
史记学发展到清代，已经展开了广阔的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研究方法和经验教训。又由于政治高压的原因，士人欲避文字狱，治学问者大多埋头于古籍考证。所以清人对《史记》研究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开拓新的领域，而是全面继承、深入和总结前代的研究成果，因而呈现了硕果累累而以考证为主流的新局面。清人评点《史记》亦有突出的成绩。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吴汝纶的《点勘史记》都是流传极广的名作。桐城派古文大家，如方苞、刘大槐、姚鼐、林纾等人对《史记》艺术美的研究与抉发，理论的深入超过了明人的评点。清人的考证亦不废评论。考中有评，评中兼考，这是清人研究《史记》的一大特点。如汪越的《读史记十表》和徐克范补，就是一部阐发十表义理兼考据的名作，评议与存疑都十分精严。不过清人《史记》研究的主流是考证，这是本节评述的重点。
《史记》载三千年历史，时间长，人事多，地域阔，司马迁的记述难免有疏漏。《史记》流传，必然发生文字歧异。后人的研究，也有得有失。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疏理，考辨是非，是非常心要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学术界考据成为一代风气，学者以考据方法，对古代文献，进行通盘分析整理，成就斐然，学术史上称为乾嘉考据学。《史记》考证就是在这一风气下发展起来的。
追溯《史记》考证，第一人是三国时的谯周。据《晋书·司马彪传》载："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赁旧典，以纠迁之缪误。"《古史考》今已不存，遗说见于《史记》三家注引录。《史通·正史篇》称该书"今则与《史记》并行于代焉"，说明《古史考》是唐以后失传的。宋人以疑古精神读《史记》，因疑而辨，也做了一些考辨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金人王若虚的《史记辨惑》。作者以疑古精神，对《史记》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