摭、立论、体例、文字、文章、评论诸方面的问题，广为疑惑，发难辨驳。但由于王若虚疑古过勇，放言高论，刻意苛求，言之成理者十之三、四，失误偏激者十之六、七，失多于得，影响不大。从总体上说，宋人的考辨还停留在致疑发难，提出问题的阶段。到了明代，《史记》考证才有所发展，出现了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考证专著，为清人的考证起了铺路奠基的作用。
清人的《史记》考证，通过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对《史记》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如王鸣盛、钱大听、赵翼、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在《史记》考证上下过一番功夫。其中以梁玉绳的成绩为最大，他的《史记志疑》可代表清人《史记》研究的水平。这些学者，重视实证，力戒空谈，穷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未"，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必以多项证据定是非，因此他们的考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世人的推重。
清人考证《史记》的方面很广，大至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至一地一名，一字一音都不放过。主要的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订文字。厘正文字，是清人《史记》考证的重心，钱大听、王念孙、梁玉绳、李慈铭、张文虎等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史记》在流传中，文字有衍、倒、讹、脱、增、改、缺、异，以及错简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破赵，杀将扈辄于武遂。"钱大听云："《赵世家》作'武城'，武遂在燕赵之交，秦兵未得至其地，恐因上文有武遂、方城之文，误衍'遂'字耳。"②武城在赵之南境，在今河北磁县西南，武遂在赵之东北邻近燕，在今河北徐水县西。秦兵未过赵都邯郸，不可能到达武遂，故钱氏据《赵世家》校正，"遂"字涉上文而② 《栾城集》卷二十三《上枢密韩太尉书》。
衍致误，这一字之差，史实就有很大的出入。《史记》文字，在刘宋时裴■厘正过一次①，成为古代定本。历经一千余年，清人再次作了全面的疏理，为今通行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其二，考订史实。三国时谯周《古史考》己发其端，但以后一千余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清人的考证，成绩巨大，有系列的专著。如王鸣盛《史记商榷》、赵翼《史记札记》、王元启《史记月表正伪》、《史记三书正伪》、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此外，散见于一些读史札记、笔记及文集散篇的考辨成果亦不少。
其三，考订地名、人名、年月。其四，考证《史记》疑案，如作者生平、书名、断限、缺补等。内容丰富，例证不能一一胪列遍举，兹从略。
以上评介，只是一个概略的轮廓，不免挂一漏万。清人乾嘉学派以考证方法治史是考据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史记》又是一部博大的典籍，所以清人对《史记》考证用力之勤，贡献之大，任何一个时期无可比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清人的考证也有很大的局限。从方法上主要是以文献证文献，比起近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逊色一筹，这是时代的局限。其次，微观的研究用力甚勤，而宏观的把握则不足，导致有的考证似是而实非。例如梁玉绳《史记志疑》考列《伯夷列传》十大矛盾，认为"史所载，俱非也"。殊不知司马迁本来就视伯夷、叔齐同许由、卞随、务光一样，其事迹都在疑似之间，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他还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不把握这个宏观，考证难免迂阔之见和皮毛之论。有时钻牛角，为考证而考证。不过瑕不掩玉，清人《史记》考证的总体成就，在史记学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4.近代研究《史记》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近代，是指1900-1949 年，整五十年，正当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政治的动荡带来思想的活跃。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研究方法从西方传入中国，在古老神州大地上激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的《史记》研究，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新特点。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封建时代的《史记》研究成果开始了批判总结，另一方面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具体说，是全面继承清人的研究余绪，仍以考证与评议为两大主流，但更具有理论色彩，识见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时期的注家仍然寥落，这方面与日本学术界相比，尚有差距。三十年代日本学术界出版了拢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尽管有许多不足，它毕竟是继《史记》三家注之后近代的一部集成著作，其价值不能低估。这说明近代的《史记》研究是一个过渡时期，它为建国以后史记学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半个世纪《史记》研究的总成果相当可观，重要的学术论文有一百余篇，专著几十部。考证方面，崔适《史记探源》、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朱东润《史记考索》、李奎耀《史记丛考》、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评议方面，魏元旷《史记达旨》、杨启高《史记通论》、刘咸《太史公书知意》、齐树楷《史记意》、李景星《史记评议》、施章《史记新论》、① 《二十二史考异》卷五。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史记》注疏方面，李笠《史记订补》、吴国泰《史记解诂》；《史记》书法方面，靳德峻《史记释例》；太史公行年方面，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专著。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章炳麟、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鲁迅、茅盾、刘师培、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闻一多、朱自清、范文澜、吕思勉、翦伯赞、郑振锋等，也在他们的著作或论文中程度不等地评述了《史记》。这一时期创立的史学史、文学史大都给予《史记》以专章、专节的论述，使《史记》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得到了更牢固的确立。
这一时期《史记》研究的特点，概略他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高度评价司马迁和《史记》，认为司马迁为中国史学立界碑取得了共识。梁启超评价司马迁为"史界太祖"②，罗元鲲则誉《史记》为"我国二千年来第一绝作"①。翦伯赞、顾颉刚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蔚伯赞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②顾颉刚说："窃谓《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之整理，司马氏既自道之矣。??是书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今古，奠史学万祀之基，伟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①鲁迅凝炼为两句定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②史学、文学都说到了，至今常为人们引用。
近人将《史记》评价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不是空言论说，而是从具体分析中得出，比前人更细，更富理论色彩。仅举一例以明之。联络《史记》结构的互见法，宋人苏询即已发现，但只说到"本传晦之，他传发之"这一特点，而内涵和价值尚未充分论说。近人李笠和靳德峻就作了比较明确的定义。李笠《史记订补》说："阙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靳德峻《史记释例》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并具体分析有"书明互见者"的互见，有"不书明互见而实互见者"的互见，有详于此而略干彼的互见，有两者微殊而互为补足发明的互见。朱自清在《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一文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互见法在纪传史中的运用，第一避重复，第二寓褒贬，第三免触忌讳。每一论点都有生动的例证分析，使读者过目而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辅导阅读《史记》有很大的意义。
其二，加强了对《史记》宏观的综合评议。李景星《史记评议》、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两部代表作。前者是对《史记》分篇的综合评议，后者是对《史记》全书的综合评议。立足点不同，表述方法也有了创新。李景星的《史记评议》，虽然是对《史记》逐篇评说，但立意在综合，所以不在原文上作眉批、夹评、圈点，而是脱离原文，驰骋笔力进行分析论断。② 《史记集解序》云："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感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说明《史记》抄本在南北朝时文字舛杂，裴■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作了厘正，写成定本。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7 页。
② 《史学概要·西汉之史学》。
① 《中国史纲》第2 卷第654 页。
② 《史记》校点本序。
内容丰富多彩，大至篇章命题，作文中心，作者用意，小至一词一语、一时一地的校核推敲，以及人物品评、材料运用、马班异同等都带总结的意味。李景星的评议，比起明清人的《史记》篇未总评，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史记学发展史上第一部以章节体全面评介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对司马迁的评述，讨论了他处的时代，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勾勒了他的生平、思想；对《史记》的评述，推测了各篇的创作顺序及缺补，内容分析从哲学、史学、美学、文学各个角度全面分析其内函和价值。李氏对《史记》艺术的分析，独树一帜，获得了许多创见。他用统一律、内外谐和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律、奇兵律、减轻律、建筑结构与韵律等美学律则分析《史记》的艺术成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李氏尤其强调《史记》的抒情性，称司马迁是一个不朽的抒情诗人，称《史记》既是史学，又是一部绝好的史诗和个人传记。这些说法，毫无疑问可以讨论，但它鲜明的表现了评论者的个性的一家之言，对读者深入体会司马迁的思想、风格也是有启发的。
其三，系统地介绍《史记》的读法和学法，开始了《史记》的普及。近代学者给予《史记》以崇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开卷有益的国学精粹，所以从清末至建国前这个时期，《史记》已有相当程度的普及，研习的人越来越多。首先，在二十年代有各种普及的《史记》版本和通俗读本不断问世。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殿本和百纳本《史记》、又有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开明书店缩印二十五史本、世界书局影印殿本、上海大光书局铅印本。最值一提是1936 年北平研究院出版的顾颉刚、徐文珊点校的白文本《史记》，第一次对《史记》作标点分段，为新中国中华书局点校本奠定了新式点校基础。通俗读本有胡怀琛《史记选注》、庄适等《史记选》、高步瀛《史记举要》、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精华》等。其次，从二十年代起，许多知名学者如梁启超、朱自清、钱基博等把《史记》搬上了大学讲坛，培养了一批《史记》爱好者。在普及宣传与培养人才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者，正是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梁启超。
梁启超在他的许多演讲和论著中，大力提倡人们阅读和学习《史记》，推崇司马迁的文章是作文范本。他在南开和清华借大学讲坛开设《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学作文教学法》等课程，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评介《史记》。对《史记》的读法，明清时代的学者已渗透在评点之中，但他们的议论都比较细碎，不成系统。梁启超的《史记》读法则是一种系统的指导，对一般读者和专门研究者都有指导意义。他在《史记解题及其读法》中，分别讨论常识的读法和专究的读法，以及如何做准备工作，铸了作者的治学经验，使读者倍感亲切。梁氏在专究的读法中提出了几项具体工作，如辨识后人窜乱，考证先秦史实，为《史记》作新注，编制《史记》古今地名对照手册，补大事年表等，这些恰是尔后《史记》深入研究的紧要课题。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于如何学习司马迁的写人艺术作了具体分析，并认为可为新史学撰写人物提供借鉴。由此可见，梁启超评介《史记》，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因此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