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阅读和研究它的人不可胜数，并传播海外。
各种校勘、注释、考证、评论的文章和专著大量出现，形成了一项专门学问，即"史记学"。"史记学"之名由宋人王应麟提出。他说："司马氏《史记》有裴、徐广、邹诞生、许子孺、刘伯庄之音解。??《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①王应麟称"史记学"为《史记》之学，形成于唐代，这与实际的发展是吻合的。大体说来，汉唐是史记学的形成时期，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的发展时期，建国以来的当代是史记学的深入和丰收时期。当代史记研究分大陆与台湾各立专节。先说汉唐时期。
1.《史记》流传，为杨恽所布。
《史记》书成，正本藏于皇室书府，副本抄留家中。官府所藏正本，在高层统治集团中流传。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文学论辩就引用司马子长为己证。《盐铁论·毁学篇》云："大夫曰：司马子长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桑弘羊的引证，正是《史记·货殖列传》有关内容的复述。
《史记》体大思精，因有着鲜明的批判性与人民性，在东汉时期被儒家正统思想家视为"谤书"。西汉未扬雄，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就对《史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众所周知。东汉光武建武四年，博士范升反对立《左传》博士，并涉及《史记》，"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①，东汉未，司徒王允竟直斥《史记》为"谤书"。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②因此，《史记》在两汉时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传布，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成帝以问大将军王凤。王凤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成帝竟纳其言，遂不与东平王书。东汉卫宏《汉仪注》载，汉武帝削除《景纪》、《武纪》。其中一部分易触犯时忌的内容，在流传本中被摘除，所以使得班固所见官本"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大行以后，有些篇传虽亡而复得，但《今上本纪》等篇仍然缺损。
司马迁抄留的《史记》副本，在宣帝时为其外孙杨挥向外传播。《汉书·司马迁传》载其事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浑，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从此开始了《史记》的研究，如同西汉古文经学一样，在民间士大夫中流传，到了东汉逐渐扩大。由于《史记》本身的巨大成就，杨恽宣布后，受到众多学者的效仿。西汉一代续补《史记》者有十七人。《史通·古今正史》载十五人，其言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又作殷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① 卫宏说载于所著《汉仪注》，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
① 《玉海》卷四十六《唐十七家正史》。
② 《后汉书》卷三十六《范升传》。
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此外，有诸少孙补《史记》十篇，直接附骥《史记》流传。《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又有阳城衡续《史记》。东汉班彪集大成，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扩充独立为《汉书》。《汉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宣扬，加之是一部汉代近代史，首尾完具载述西汉一朝，所以成书不久，就大行于世，被目为五经之亚。《汉书》却是仿《史记》的体例。反过来，它推动了《史记》的流传。东汉后期，《史记》流布渐广。桓帝时，《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书之专名。这时已有两部《史记》音注书问世。有延笃《音义》一卷，无名氏《音隐》五卷③。延笃，东汉顺桓时人，传见《后汉书》卷五十四，卒于桓帝未永康元年，即公元167 年。2.汉代学者对《史记》的批评。
两汉是史记学的厄困时期。由于汉家定儒学于一尊，而司马迁的异端思想，具有反传统和对现实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它的传播与研究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西汉时代续补《史记》者十余家，除褚少孙外，均是接续《史记》叙载汉家之事，集大成者就是班固的《汉书》。尽管续补者众，但对史记学的发展没有直接影响。汉儒对《史记》多持批评态度。最早批评《史记》的学者是西汉未年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扬雄。《汉书·扬雄传》班固转述雄言曰："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扬雄又在《法言·重黎篇》中对照司马迁与孔子思想的不同点，指出："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这里将司马迁传人之"奇"是和为儒家"义"的对立面而提出的，表现了扬雄的卫道立场。他的"是非颇谬于经"的指责，实开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史记》的先河。《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这就是所谓的不合于"义"的"史公三失"。在东汉随着儒学的神秘化，在统治集团，《史记》受到严厉的非难。光武建武四年（公元28），博士范升反对为《左传》立博士，涉及《史记》，认为太史公多引《左氏》，抨击《史记》"违厌五经，谬孔子言"①。东汉未王允竟直斥《史记》为"谤书"①由于《史记》的博大渊深，汉代正统儒家学者，并没有对《史记》全盘否定，有诸少孙的倾心研读续作，有刘向的高度赞扬②。刘向极为推崇《史记》，他的《别录》，常以《史记》为评断标准，例如《管子书录》就袭用《史记·管子传》。王充对《史记》有褒有贬，《论衡·书解篇》称赞西汉诸儒陆贾、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上继周公、孔子，"文儒之业，卓绝不循"。班氏父子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汉书》效法《史记》的成功，应该说班氏父子是《史记》一大功臣。但大气候却是对《史记》不利。尤其是班氏父子对"史公三失"的批评，在今天看来确是错误的，然而在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具有权威性，可以说在史记学发展史上左右舆论两千年。批评《史记》者必引"史公三失"为左证，金代王若虚甚至发出了"迁之罪不容诛矣"③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
① 见《史记索隐后序》。
① 《后汉书》卷三十六《范升传》。
② 《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载王允之言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王允之言又载于范晔《后汉书·蔡邕传》。
的极端论述③。肯定《史记》者，不破"史公三失"之说，则不中肯綮。以至历代巨子，如魏晋六朝的王肃、张辅、葛洪、裴松之、范晔；唐宋的刘知几、晁无咎、秦观、沈括、倪恩、黄震、叶适、郑樵、王若虚；明清的邓以、董份、陈仁锡、李蛰、袁文典、梁玉绳等，无不对班氏父子的批评或马班优劣展开一次又一次的辩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进行，不过"史公三失"在今天已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到了廓清。它不仅不是司马迁之"敝"，而且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参阅本书前述第九章第四节，兹从略。
班氏父子又批评《史记》不尊汉，将汉代帝王"编于百王之未，厕于秦、项之列"④。在这种气氛中，《史记》在汉代流布不广，研究不受重视，而效法者《汉书》取得独尊地位。颜师古《汉书叙例》所列的《汉书》注，汉代就有荀悦、服虔、应助、伏严、刘德、郑氏、李斐、李奇八家；三国时有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九家，晋代有晋的、刘宝、臣瓒、郭璞、蔡谟五家，行世二百余年注家达二十二家之多。《史记》至东汉未仅有延笃《音义》和无名氏《音隐》两家，显得十分冷落。
3.史记学的奠基与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史记学的奠基时期，人们对《史记》与《汉书》的注释与研究，并行发展，至隋唐而集中古研究之大成，形成了专门的史记学与汉书学。这是因为随着汉王朝的瓦解，《汉书》独尊地位受到冲击，《史记》谤书之说得到辨诬。客观环境的变化，扫除了《史记》流传的障碍。而这一时期纪传体史学的大发展，又推动了《史记》的研究。第一个为《史记》谤书辨诬的是魏王肃。《三国志·王肃传》载，魏明帝曹问王肃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肃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其后，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也委婉地驳斥了王允的谤书说。裴松之云："史迁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