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后嗣"，所以《史记》是私人著作，而非官书①。上引论点是割断历史的断章取义，只见其表，未究其里。中国史官，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①。夏商周三代，政教合一，史官掌握文化与宗教，是人与神交通的中介人，他们侍从在王的左右，不仅随时记录王和臣下的言行，而且①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① 上引论点，叁阅徐朔方《史汉论稿》第74-77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出版。要预见上天吉凶，随时把神的意志传达给王。因此三代史官要精通天文、历法，世代相袭以精业务，天官与史官合二为一。东周以后，国家制度渐密，内史、御史等史官转为政事官，地位不断上升。而职掌文史星历的太史以星历业务为主，地位不断下降。到了秦汉，太史令是九卿之一奉常所属六令之一。但太史令掌天官、司图籍，合二而一的古史官遗意并没有改变，所以卫宏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①"序事如古春秋"，就是整理计书，编次档案，系以年月。只要太史令职守为史官，司马迁不管是否为世袭，只要任其职，即为史官。司马迁父子相续纂其职，目的就是为了修史，《太史公自序》言之确凿，不具引述。如果西汉太史令不是史官，那么司马谈、司马迁梦寐以求的史职岂非悬空？否认太史令为史官，即否认《史记》为官书。而否认《史记》为官书，势将割断《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也说不清司马氏父子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修史动机。因此，《史记》修撰性质的官私之辨，不仅仅是解决"藏之名山"的问题，更要涉及《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所以是司马迁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不能不辨。
但是，古代史官，主要职守是司天官，掌图籍，至于记言记动，为的是补阙失，存故事。也就是说，史官典司图籍，职守是整理文献，记载实录，而不是著述历史。司马谈、司马迁效孔子修《春秋》，利用史职的条件著述自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乃是发展了史官的职守②。秦汉之际为社会制度大演变的时期，史官制度亦在演变。东汉班固之后，典司修撰的史职日渐严密，至唐而成史馆制度，至此，太史令才专司天文而不掌史职。用后世健全的史官制度去范围西汉太史令，这是割断历史。《史记》书成，原题《太史公书》，就是标志其为史职所守。可以这样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官，动用国家力量，首开个人述史以成一家之言的先例，从而带动了史家的自觉责任，使效法者蔚成私人述史之风。东汉以后国家设馆修史，是中央强化集权政治控制舆论的标志，这是事势发展的必然。
① 《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
②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所述卫宏《汉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