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魏其武安侯列传》，为平庸外戚作传，深刻地揭露了西汉盛世下的宫廷斗争，描写了上层统治集团的互相倾轧，表现了对**主义黑暗政治的批判和谴责。笔锋犀利，语言简洁，人物富有个性，对话宛然，声口毕肖。此篇立意与笔力，非受祸之后不能写出。
至于全书编次，参阅本书前述第六章关于"五体篇数及序列义例"一节，既然《史记》五体结构是一个人工创作的系统工程，在全书完成后再做精意编排，那是不言而喻的。
（2）抒愤寄托，鸣写不平。司马迁受祸，"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故于书中极力抒写，借他人事迹寄寓感慨。这是修订的主要内容。抒愤寄托，首推《屈原贾生列传》。首先，司马迁的人格、遭遇及写作心情，与屈原两人相似而相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结果"谗人间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结果横遭口祸，被刑蒙耻。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述往事，思来者"，故司马迁高度评价屈原的"怨"，借以肯定《史记》的激扬抒愤精神。其次，司马迁强调《离骚》"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的战斗精神，正表明了司马迁以屈原为榜样，敢于触犯时忌，讽喻当世的黑暗。司马迁二十壮游就寻访屈原的足迹，感怀凭吊，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所以屈原传记，当是早年所作。而今本《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又必为受祸后重新精意撰写，饱含深厚感情塑造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而"怨"而"愤"的人物形象，托以自悼。清人李晚芳就说："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①其次，当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不听昏庸楚王之乱令，违犯君臣之"义"，逃往吴国，借兵报仇，司马迁不加非难，反而高度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是真正的男子汉，"烈丈夫"，表现了反传统的叛逆精神。
赞扬忍辱负重，困危发愤精神的有《虞卿列传》，说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范睢蔡泽列传》，说范蔡二人不困厄不能激发智慧以取卿相；《季布列传》，说季布斩将夺旗，是一个壮士，然而被通缉却为人奴不死，受辱不羞，终为汉名将，称得上是"贤者诚重其死"。这些议论，正是司马迁忍辱负重精神的寄托。①司马迁写人际关系，痛恶"以势利交"，慨叹世态炎凉，在许多篇章中明显地渗透着他自己的人生体验①，并把他的爱恨强烈地在赞论中表现出来。《卫康叔世家赞》云："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在阶级社会中，权力与利欲扭曲了人性，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挡不住利害的冲突，何况于朋友之间的势利交！司马迁对臣弑君、子弑父、朋友反仇等等恶行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司马迁并没有丧失对真善美追求的信念。他把吴太伯立为世家之首，塑造了吴太伯与延陵季子在竞相夺权逐利的世风背景下拱手让国的典型形象。如果一个连天下都可相让的人，他还有什么私心杂念不可以抛舍呢？司马迁在《张耳陈余列传赞》中，强烈谴责张耳陈余以势利交的同时，倾心赞美吴太伯、延陵季子相让的仁心，这是有意安排的强烈对比。《主父僵列传》谴责趋炎附势的"宾客以千数"，同时赞颂了不怕忌禁杀头而收葬主父 偃的长者孔车，这也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强烈对比，用以抒发"交游莫救"的愤世情怀。
在《史记》中，司马迁抒愤自况的例子无处不在，它表现了司马迁坦诚的胸怀，爱恨分明的感情，喜怒哀乐发自真情。他恨酷吏，就大声斥呵："何足数哉！何足数哉！"他敬慕李广的为人，就热情赞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忻慕晏子荐贤，情不自禁说，愿"为之执鞭"。他所写《屈原列传》、《伯夷列传》，语言如同诗一样回肠荡气，富于激情。清恽敬说："今读伯夷、屈原等列传，重迭拉杂，及删其一字一句，则其意不全，可见古人所得矣。"②如关于《离骚》的写作动机和主旨，就重迭复沓以致意。一则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再则曰："信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三则曰："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司马迁的评说，也是"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一唱三叹，把作者对屈原的敬仰，同情与对邪曲的愤慨，倾注于笔端，字字句句都迸发出感人的力量，所以增一字减一字都是不可以的。由此可见司马迁炽烈真挚的诗人气质与情怀。他对于自己所写的人和事，是倾注了全力，用尽了自己全部的① 甘泉宫在长安北面偏西，由甘泉回长安建章宫，与其说往东，宁勿说往南，充其量只能说往东南行，按地理位置也不能说"往东"。
① 《读史管见》卷二《屈原列传》。
① 参阅本书前述第五章"发愤著书"。一节中有关内容。
② 参阅本书前述第八章"道德观"一节中关于痛恶"以势利交"的有关内容。
赤诚。这就是司马迁"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的发愤精神。可以推想，渗透于《史记》许多篇章的抒愤情怀，如果不是晚年反复修订，不可能具有如此的深沉和纯熟。至于只在篇中插入或只在论赞中发出的抒愤自况语言，显然留下修订痕迹。如《张耳陈余列传》的赞语就是一篇典型的例证。
（3）附记太初以后大事。内容涉及十六个篇目，凡二十二人，集中在李陵案、巫蛊案两件大事上，可以看出是司马迁的精心布局，各体照映符合若节。十六个篇目为：书一篇，《封禅书》；年表四篇，《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问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家三篇，《外戚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列传八篇，《韩信卢绾列传》、《樊郦膝灌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所记二十二人，其中记天汉间事六人：尹齐之死，大宛立昧蔡为王，李陵降匈奴，汉武帝封禅，梁平王刘襄卒，杜周为御史大夫。记太始间事一人：汾阳侯靳石，太始四年纵奸失侯。记征和间事十人：征和二年坐巫蛊案被族者七人：卢贺，公孙贺，韩说，曹宗，田仁，公孙敖，赵破奴；征和三年三人：卞仁坐祝诅国除，李广利降匈奴，刘屈因巫蛊斩。记武帝未后元间事五人：郦终根，秋蒙，李则，唯徐光，四人均坐祝诅上，国除，乃巫蛊案之余波；韩曾复封为侯，因韩说在巫蛊案中无辜被杀，司马迁特记其后嗣侯。这些人和事集中在巫蛊案和李陵案两件大事上，寓有微旨。司马迁受李陵之祸，故详记李陵与贰师两将军投降匈奴始未，让历史证明武帝偏袒李广利是完全错误的。故《匈奴列传》记事止于征和三年贰师李广利降匈奴，又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征和三年栏补上一笔"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胡"，特别醒目。《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太初以后见侯三十一人，司马迁只记葛绎侯公孙贺、按道侯韩说二侯终始，因均与巫蛊案相关连。汉武帝求神拜仙，迷信猜忌，导致了晚年的巫蛊案，葬送了太子，自是一特大事件。司马迁以李陵案、巫蛊案两件大事终结武帝一生行事，本是太初以前记事的延续、互见，其势不得不附载。也就是说，李陵案与巫蛊案是司马迁修订《史记》，附记太初以后事的一条明显的脉胳。
（4）补载或修订太初以前史事。《史记》中有十二篇记载太初以前史事而有"武帝"字样，不似后人窜乱文字。《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表列汉武帝史事，起首皆为"孝武建元元年"。又，在诸侯王表中，在元狩六年四月乙巳下书武帝三子立王，均书"武帝子"。《孝景本纪》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外戚世家》载卫皇后一节，称"武帝"。联系前后文字，这一节是补插文字，显然是后加的，写于陈皇后之前。而在陈皇后一节文字中，又已经写了卫皇后事迹。《卫将军骠骑列传》，附载的公孙贺等十六人，一律书作"武帝"，显然是补写。此外，《屈原贾生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万石张叔列传》、《李将军列传》、《主父偃列传》、《汲郑列传》、《酷吏列传》，均有"武帝"字样。可以说这是司马迁在昭帝之初仍在修订《史记》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