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罩在达官贵人和好语仁义的伪君子们脸上的仁义道德面纱，是对"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者的辛辣讽刺。班固却歪曲司马迁似乎在歌颂富人，鄙视穷人，批判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②。班固《汉书》的《货殖传》赞扬颜渊"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引用孔子的话批评子贡货殖"不受命"。两相比较，班固与司马迁两人的识见高下，不可同日而语。过了一千多年，金代王若虚还愤愤不平他说："迁之罪不容诛矣"！①由此可见司马迁"羞贱贫"的确是击中了封建仁义道德的要害。引起了正统文人学士们的切齿痛恨。
总上两点，"巨万者与王者同乐"，"人富而仁义附"，这就是"素封论"的基本内容。司马迁提出"素封论"，并不是号召人民投向统治者的怀抱，崇尚势利而鄙弃穷人。恰恰相反，司马迁用"素封论"揭示了富贵礼义的本质，讽刺那些荒淫无耻而又"口不言利"的统治者，他们欺骗人民，只要人民讲"义"而不要人民讲"利"。司马迁用"素封论"鼓励人人发财致② ③《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①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富，改变"侯之门，仁义存"这一不合理的现实，具有特殊的战斗作用，所以遭到封建正统史家和卫道士们的歪曲和攻击。我们还须指出，在秦汉法律贱商人的政治背景下，司马迁提出"素封论"具有现实意义。这一观点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是大胆的挑战性的，它的战斗性作用在于不承认天生的贵贱等级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与王者同乐。司马迁的"素封论"与陈胜吴广起义时发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战斗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班固歪曲为"崇势利"，反映了正统史家的无识。《汉书》的《货殖传》全部删去"素封论"的议论，批判富商大贾"皆陷不轨奢悟之恶"，说他们的发财致富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班固的这些激烈评论，恰好从反面衬托出了司马迁"素封论"的战斗意义。
司马迁对逐利的批评。逐利，指对财富无限的贪欲，统治者不顾人民的生存而聚敛；富商大贾不佐国家之急而积贮；个人沦丧道义而势利交等等；上下交争利，都是逐利的行为。司马迁对逐利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首先，对统治者的聚敛提出谴责。《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魏世家》："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这是引用孟子的话来批评统治者逐利。同时司马迁也赞成儒家的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定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就是对汉武帝时代各项逐利政策的批评。司马迁对兴利之臣尤为痛切，他在《平准书》结尾时引用卜式语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可以说这是对官商表示的愤慨。
其次，是对商人逐利的批评。司马迁颂扬货殖，是颂扬商人周流天下财货的作用，但不赞成他们囤积居奇，使"黎民重困"，而又"不佐国家之急"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特别颂扬范蠡。因为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在《平准书》中更塑造了一个爱国者大财主卜式的典型形象。他"躬耕牧"以田畜致富，居家时救助亲戚兄弟，国家有战争，他多次输财助县官。卜式拜为御史大夫后，不怕丢官杀头，敢于直陈官营盐铁之弊，指斥桑弘羊，被武帝贬官。
再次，司马迁痛恶"以势利交"。司马迁受刑，左右交游莫救，对以势利相交深恶痛绝。他在《郑世家》、《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等等列传中，对利尽交疏的友道和世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张耳、陈余"以势利交"，受到了司马迁的无情鞭挞。张耳长于陈余，危难时两人为忘年交，陈余父事张耳。当两人拜将入相后，争权夺利势若水火。后来张耳投靠刘邦，佐韩信领兵击斩陈余，化友为仇，以致于死。司马迁感慨系之，评论说："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向者相慕用之② 《滹南遗老集》卷十九《史记辩惑》。
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①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的揭露，更为生动。主父僵一生的坎坷与发迹便是典型。他贫贱时，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当他一步登天为天于大臣时，"宾客以千数"；后来主父偃得罪被灭族时，却"无一人收者，唯独孔车收葬之。"对此，司马迁感触极深，他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善之，乃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①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借翟公之口抨击了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翟公始为廷尉，宾客阗门，等到罢官之后，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从司马迁对以上史实的记述和评论来看，他又认为逐利是一件恶事。国家逐利，经济失调，政治不稳。商人逐利，巧取豪夺，黎民重困。社会之人逐利，品德坠落，世风败坏，人际关系冷酷。上下争利，邪恶漫延，是必须加以防止的。这又使司马迁回到了以礼义防于利的儒家立场。孔子、孟子倡导仁政，言义不言利；董仲舒倡导三纲五常加强君权，以礼义防于利。这些儒家圣贤着眼点是纯正人心，同时也限制君权贪利，尽管其学说有虚伪性，而理论上是一无论，政治上也切合当时的时势需要。不用说儒家学说在先秦两汉不失为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孔子、孟子、董仲舒，他们是哲学家，以教主身份凌驾在社会之上，故思辨精密。司马迁继承儒家礼义的合理内核以正人心，同时又以实学观点研究经济理论，所以又倡导利欲论，突破了儒学的规范，在体系上形成矛盾，是二无论。司马迁是历史家，他着眼的是社会发展。司马迁的理想是崇尚儒家仁政的实现，希望人们求富之后致力于奉献，举世礼让无争，天下和乐太平。而现实却又是上下交争利，世态炎凉，人心逐利。司马迁还看到农、工、商、虞是社会的必然分工，任缺其一，民生维艰。所以司马迁述货殖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模式，他说："本富为上，未富次之，好富最下。"即务农致富为上，经商致富次之，犯法投机致富最坏。他又在《太史公自序》里说明作货殖传的目的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防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也就是司马迁劝导商人正正经经营业，只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不乱政，不害民。国家应顺其自然，鼓励商业及百工之人的发展。司马迁称之为"因之"的政策。对奸巧不法者，国家也要进行整齐之，教导之。至于普通民众，则"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这幅图画就是司马迁构想的义利和融的理想图，它是从对商品经济考察中直觉引申出来的带民主性色彩的乌托邦。
3.道德是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
司马迁为历史人物立传，不只是载录事功，而且十分重视道德。《史记》一书载述的道德内容非常广泛。社会伦理，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各种人际关系，荣辱、生死、爱国、礼让、忠义、孝梯、诚信等各种人生观念，司马迁能以飞扬的神笔写出各种伦理道德的典型人物，成为激励人们学习、效法的榜样。例如爱国主义，有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商相如，有以身殉国的屈原，有捐躯守义的王蝈，有推锋陷敌的李同，有发奋图强的越王勾践，有输财助边的卜式等各种典型。司马迁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褒扬对历史作出贡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① 《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赞》。
献的人，对于失败的英雄，道德更是主体的内容。如田横的高节，程婴、公孙杵臼的义，伯夷、叔齐及吴太伯的让，延陵季子之信，晏婴之知人，这些人物主要是以道德精神立于史林的。对历史有着轰轰烈烈贡献的项羽，他不肯过江东而自刎的豪举，体现的是一种抗争的精神和品德。司马迁以是非鲜明的笔触，歌颂我们民族的美德，批判民族成员中某些恶德，即所谓采善贬恶，一正一反，淋漓尽致地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对于促进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司马迁歌颂勤劳、俭朴、勇敢、智慧、公正、廉洁、尚义、知耻等美德；他批判暴虐、荒淫、奸佞、刻毒、谗忌、怯懦等恶德，一般是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作为道德标准的。但司马迁在许多方面却又突破了儒家道德的藩篱而赋予了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内容。例如颂扬刺客的反暴，颂扬游侠的信义和扶危救困，就不与圣人同是非。司马迁对传统忠孝道德的颂扬，也扩大了它的内涵。例如写屈原的忠君，司马迁说："虽流放，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欲之一改也。"屈原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觉悟改俗，把忠君与革新政治、爱护人民联系起来，则屈原的高远志节，就不是传统的"忠"字所能范围的了。司马迁颂扬伍子胥的孝，是"弃小义，雪大耻"，完全不是原有的"孝"的内容了。司马迁赞扬李广的忠实诚信，是以关心士兵疾苦来充实的，所以他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反之，对于赫赫声名的暴虐人物，司马迁则投之以讥酸的感情。他批评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批评商鞅"天资刻薄"；王翦"偷合取容"，其孙"王离为项羽所虏"；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蒙恬"固轻百姓力"而"阿意兴功"。始皇及其辅秦人物，个人功业虽就，但不恤人民，最终不免身败名裂，都受到了司马迁的笔诛。
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兼有历史家的严肃和文学家的激情。他评论人物爱惜分明，色彩鲜艳，感情激荡，是非皎然，以道德善恶为取向，表现一种诗人的激偷，与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怀相一致，往往带有生活直观的感情。但是生活直观的感情与深思熟虑的哲学理智及实在史事往往有差别。一个公正实录历史的历史家，他的卓越史识，不仅要反映人民的直观感情，而且要忠实地记载史事，还要做出历史家的客观分析，也就是要做到爱不虚美，恶不毁功，把感情与史事二者统一起来。在这方面司马迁作出了很好的实践。一是载述和评论人物运用了冷静的理智分析；再是编纂方法运用互见法对材料作了艺术的布局。具体说，史记论赞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强烈的感情倾向，而传记载述则善恶必书；《自序》撮其要旨，侧重史事分析，又十分冷静。例如司马迁对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征伐匈奴的将领所作的载述和评论就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司马迁写李广一唱三叹，对老将军的不平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论赞达到**，对李广忠实诚信的品德的赞颂一往情深。记载卫、霍，则多曲笔讽喻，论赞借苏建语批评卫、霍两将军虽声威赫赫，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又云"其为将如此"，蔑视口吻，运于笔端。司马迁还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卫、霍不败，是"军亦有天幸"。这些评论着重从道德立论，因卫青不荐士，霍去病不爱护士卒，表达了人民直观的感情。这种直观感情的倾述，旨在打动读者对李将军的同情，谴责**政治亲亲疏贤的不公平待遇，吐发内心的不平。但感情并不是史实本身，因此司马迁在传中对史实作了详载。他实录了李广"自负其能"，几次覆军的事实，还记载了李广心胸狭窄，在杀霸陵尉的事实，以及还有杀降的残忍行为等等，并不因爱而虚饰，德而掩过。反之，对于卫、霍敢于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事迹，并不因恶而抹煞。同样，对陈涉、项羽、彭越、韩信等人的过失并不隐晦，而对秦始皇及辅秦人物的功绩也不抹煞。总之，司马迁是一个善于表露感情，而又善于克制感情，理智冷静的历史家，他能够做到评论历史人物既重视道德，而又不以道德为唯一标准；既重视功过是非的分析，又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发扬了中国古代实录历史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更表现在他既能实录史实，而又表达了强烈思想感情倾向，反映了古代庶民的喜怒情绪和道德取向，这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