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高度评价《春秋》为"礼义之大宗"，这表明了司马迁对道德伦理的重视，隐喻《史记》也是一部"礼义之大宗"的道德全书。司马迁在《史记》中涉及了极为广泛的道德范畴，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民族道德和道德观念。司马迁进步的道德观，以及他颂扬的许多人伦准则和优良品德，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而且已根植于民族性之中。因此，对于司马迁的道德观，要说的话很多，限于篇幅，只能略谈几个主要方面。
1.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此语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是讲礼的起源。译成今语就是：礼生于富有而消失于贫穷。反过来解读，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礼仪制度和道德观念。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是了不起的唯物史观。可是在《礼书》开篇则说："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是说礼产生于人性。人性从哪里来？按儒家的观点，"天生蒸民"①，必然要归之于天命，这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礼，是道德的最高表现。《论语·为政》孔子曰："齐之以礼。"朱熹注云："礼，谓制度品节也。"在汉代，三纲五常是其主要内容。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贵贱尊卑都有着明确的等级规定和从属关系。这种等级的区分，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有着明确的标记，服饰颜色车骑冠戴均有严格规定，上下不可逾越。潜越礼制则意味着社会动乱。把这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说成是依人性需要而制定，不借助于天命是不能成立的。司马迁论礼，列为八书之首，说明他基本立场是拥护儒家的礼仪制度和道德准则的。所以《史记》要论载那些忠臣死义之士，表彰忠、孝、仁、义、礼、让、节、烈等等美德。在讨论司马迁的道德观之前，说明这一前提是必要的。
先秦诸子百家对人性的争论十分激烈，已经涉及了道德的起源问题。儒家主张道德起源于天。孔子说："天生德于予"①，并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①。孟子全面论证仁义礼智等道德皆出之于天②。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但它适应了封建制度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在秦汉时发展成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一整套道德体系。法家主张道德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的。如《管子·牧民》说："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韩非子·五蠹》说："饥岁之春，幼弟不■；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显然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但管仲、韩非只看到了道德与物质基础的联系，却尚不能认识道德还要受一定的阶级和政治的制约，所以还有待发展。
司马迁的道德观，对历史资料的继承是兼收并蓄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的命题，继承了法家① 分别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卷四十《楚世家》，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①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① 《论语》第七《述而》。
② 《论语》第十七《阳货》。
的道德观，司马迁还引用《管子》的话为佐证。但是，司马迁在《乐书》中却又说："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这又认为"福善祸淫"为天道之自然。《乐书》摘自《乐记》，是否为司马迁手笔还有待考证。但《史记》书中记载"阴德""阴祸"的故事却不少。
《晋世家》载，赵盾食桑下饿人示眯明，后得其报答而免于祸。《韩世家》载，韩厥荐赵氏之孤赵武，结下了阴德而为诸侯。《田敬仲完世家》载，田鳌子行阴德于民，齐政归田氏。《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多为阴谋，后嗣失侯。《白起王翦列传》载，白起为将，多杀降卒，伤天害理，故不得善终。王翦三世为将，其孙王离为项羽所虏。这些记载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可是《伯夷列传》，司马迁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提出了质疑。这种观念体系上的矛盾，既是兼收并蓄儒法两家道德资料而形成的矛盾，同时更主要地是司马迁哲学二元论的反映。司马迁接受儒家的理论，主要是用于解说国家制度，或劝人行善；司马迁接受法家的理论，主要是用于理性论证，或颂扬布衣之德。司马迁尤其注重实证。他在实际生**验中，在激烈的历史事件的思考中，不仅对"惩恶佑善"的天道观提出了质疑，而且表彰奇行卓异之士，往往突破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发展了法家的理论，形成了具有新思维的一家之言。例如他颂货殖，赞游侠，推许刺客，就是生动的例证。
在道德起源的理性探讨上，司马迁的主要倾向是继承和发展了法家的理论。他不仅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道德观念，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道德的阶级性，提出了"侯门"道德与"鄙人"道德的区别与对立。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同一件事，同一个行动，不同地位的人看法截然不同。武王伐纣，从反暴政的立场看是革命义举；从忠君立场看则是犯上作乱。跖、是古代人民起义的首领，所以其徒诵义无穷；而统治者看来，则是扰乱社会的暴戾之人，而称为"盗"。
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对于侯门道德的虚伪性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而对鄙人道德则十分赞赏。这更是司马迁道德观中闪光的精华。所谓"侯门"道德，即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在上位的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言行下一，并不遵行。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借汲黯之口批评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揭露了汉武帝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对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身为丞相的公孙弘的伪君子面目，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和辛辣讽刺，说他"外宽内深"、"怀诈饰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斯列传》以生动的对话描写和揭露了赵高、李斯和胡亥，他们恰恰是在标榜忠孝节烈声中完成了篡弑逆谋，发动宫廷政变的。所谓忠孝，所谓仁义礼信，只不过是当政者掩盖他们贪欲和卑鄙行径的遮羞布而已。
所谓"鄙人"道德，即乡野下民奉行的道德准则。鄙人，主要指游侠、刺客，也包括在下位的人，如鲁仲连、程婴、公孙杵臼、侯赢、朱亥、毛公、薛公等等。对鲁仲连，司马迁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③对曹沫、荆③ 《孟子》卷十三《尽心上》。
何等刺客，司马迁说："自曹沫至荆柯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重后世，岂妄也哉！"①对朱家、郭解等游侠，司马迁说："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①司马迁不仅赞扬这些人的高尚之义，而且明确指出他们居于下位，或布衣之士，所作所为不合统治阶级的"大义"是"扞当世之文网"的。这鲜明地表现了司马迁已经朦胧地触及了道德的阶级性，这的确是了不起的发现。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往往是对立的，这正是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但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又总是以普遍性的形式来表现的。普遍性掩盖阶级性，在古代只有先进思想家才能够朦胧体会，或直觉发现统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但还认识不到用阶级观点来解释。司马迁认识到"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发现了"侯门"道德与"鄙人"道德的区别，已经是朦胧触及了道德的阶级性，这就是司马迁道德观的进步意义，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还受到后世正统儒家卫道士的批评。班固说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是非颇谬于圣人"②，从反面说明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实质，那就是有一部分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
2.司马迁的义利观。
孔子罕言利，孟子极端抨击利，儒家认为义与利二者是绝对排斥的。董仲舒主张用礼义来遏制人欲。司马迁颂货殖，发现了人欲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他不但言利，而且鼓励人人发财致富，为人们总结治生之术，还进一步提出了"素封论"的理论，揭露侈谈仁义之上的虚伪性。但司马迁并不排斥儒家的礼义，他在许多篇章中对于逐利又提出了抨击。在司马迁道德观中，义与利是一对矛盾，同时又缺一不可。他认为偏执一端，言利与言义都是敝，而应该协调统一，二者并存。试析之如下。
司马迁"素封论"的内容。何谓素封？司马迁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③那些有钱有势而与王者同乐的人，司马迁称之为"素封"，即无冕之王。司马迁是在考察古今商人的活动中作出的结论。秦汉时法律贱商人，《平准书》有生动记载。汉高祖不准商人"衣丝乘车"，不准他们的子孙"仕宦为吏"，还用重租税来"困辱"他们。但是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敖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①这是晁错所描述的文景时期商人的情形。他对此发出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尊贵矣"③的惊呼，认为是不合理的。司马迁对此却提出了崭新的看法。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里，司马迁从直觉的经济的观点揭示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本质揭穿了。国君、王侯、官吏之所以那么神气，不就是他们通过权力压迫剥削了大量财富吗？王侯封君食租税，"岁率二百"，千户之君年收入二十万。富商大贾只要有一百万资本，每年就可获得二十万的年利收入，与千① 《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赞》。
①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赞》。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
③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下引《货殖列传》不再注。
户之君相等。秦汉时的巨富大贾不仅与王者同乐，甚至受到了万岁皇帝的尊礼。例如乌氏倮畜牧致富，"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开丹矿发财，"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对此，司马迁发出了有力的质问："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又如蜀卓氏、程郑，本来祖上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东方迁虏，他们冶铁致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南阳孔宛氏，大冶铁家，因其家致富数千金，"连车骑，游诸侯"，享有游闲公子的雅号。相反，汉初的许多封君王侯，有的衰败了，只能乘牛车。吴楚七国反时，许多居于长安中的列侯封君要置办行从军资，穷得向高利贷者无盐氏借债。全国各地的富翁商贾，"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司马迁正是根据这生动的历史及其现实，提出了"素封论"的观念。他认为这是无可辩驳的，大声发出了诘问。司马迁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巨万者与王者同乐"，这就是"素封论"的最简洁的概括。
"素封论"有两个基本内容。除上述"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外，还有一个内容是"人富而仁义附"。司马迁提出这一命题有两层意义：一层是证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说明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再一层是深刻他说明统治阶级的道德只不过是所占财富势利的附属物而已。前引《游侠列传》的议论，"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说的是只要有钱有势，也就有仁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司马迁引用的庄子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同时也是愤激语。可以说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揭穿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道德，因为司马迁就是曾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而惨遭"腐刑"的人，对统治者的残暴和虚伪面目有切身的体会。司马迁甚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孔子。他说，孔子的学生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只好默默无闻地在穷巷过日子；子贡经商发了大财，与列国诸侯分庭抗礼，孔子的名声是依靠子贡才显扬起来的。因此，那些"长贫贱"而"好语仁义"的"岩处奇士"们是欺人的伪君子，应该竖起指头来刮他们的脸皮。司马迁的批判所指有着明确的对象，他不仅没有针对广大贫民，而且可以说是在为广大贫民鸣不平。司马迁所指是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