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民族观，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闪耀夺目的光辉。
1.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周初分封时就有许多内附的"夷狄"之国。例如吴大伯之勾吴，楚子荆蛮，都不是华夏民族。周襄王后是翟人之女，三家分晋的赵襄子之母也是翟人之女。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取由余于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③。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因此，我国周边民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荒服之地。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在辩论中，直斥楚人许行说话象鸟叫，称之为"南蛮鸟舌之人"。①《诗经》上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①膺同惩，都是打击的意思。这两句侍，经孟子的断章取义，变为后世历代统治者压迫周边各族的理论根据。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纲常伦理学说，也推广到民族关系上来。董仲舒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②。
中国，即华夏诸侯。按照董仲舒的上述说法，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诸侯平等，甚至小夷与大夷也不能平等。各民族的大小被董仲舒说成是天然的等级序列，在民族关系的用语中都要表现出等级次序来。随着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大小不逾等"的大汉族主义逐渐形成了。因此，民族史在中国正史中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
但是，司马迁却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木"的汉武帝时代，独步史坛，在他的《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司马迁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传。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详今略古，着重叙述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尽管当时汉武帝征伐四夷，尤其是汉匈关系，长期处于战争胶着状态；在上古以至周秦，民族关系史固然有"和平友好"，但更多的是"兵戎相见"，西周就灭于大戎，可是司马迁却看到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与中原华夏民族的融台与一统，不仅记载了民族史，还把民族史传与名臣将相的列传交错等列。这样，司马迁打破了董仲舒的所谓"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等等的"名伦秩序"，表现了他的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其后，班固写《汉书》，他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③，而把民族史传排在列传之末、班固以后的史家，大都效法《汉书》，把民族史传侧于列传之未。③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 《盂子》卷五《滕文公上》。
② 《鲁颂·闷官》。
③ 《春秋繁露·精华》。
可以说这是民族史观的一个倒退。
此外，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十分引人注目。《大宛列传》记叙外国史事远至中亚，故特别分出，编于类传之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确交代。他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从汉的立场是"通使大夏"；从西域各国立场是"欲观中国"，很明显，作《大宛列传》以国际交往为主题。对比见义，《太史公自序》对民族史传的点题却说："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作《南越列传》；瓯人"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夜郎、邛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这就是说，两越、西南夷等周边民族，都愿在天子治下，并入中国版图。两相对照，司马迁对中外的界限是区分显然的。班固《汉书》内外不分，将国内周边民族史传合成一传，也视为外纪，这也是班固史识逊于司马迁的一个表现。
我们比较了马、班史识，指出了班固民族史观的倒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汉书》毕竟为周边民族立了史传，并在断代史中详究了民族史的发展过程。继班固之后的纪传史家，大都继承了这一作法。例如《后汉书》这部断代史也详细地记述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西羌传》对羌族历史的记叙十分精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史料。这说明，司马迁为民族立史传的思想在断代的正史中被肯定下来，《汉书》起了榜样的作用，班固之功不可混没。当然，创始之功是属于司马迁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个重要成果。
2.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基本内容。
主要有三个方面：民族等列思想；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
民族等列思想。所谓民族等列思想，并非今日的民族平等观念，而是指司马迁打破儒家传统的"种别域殊"的内外之别，把民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为天于臣民，从而承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必须把各民族作为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