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史学家顾炎武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⑤三百年前顾炎武提出了问题，但未作论证，本节阐述如次。
《史记》是一部古代最完备的战争史。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及秦楚之际，是一个发生历史巨变的长期战乱的时代，历时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只有的十八万字的《左传》，就记载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动乱及战争五百五十余次。春秋之后是战国时代，更是无岁不征，无年不战。接着又是秦楚之际的大动乱。数百年来，不仅战争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春秋时的大战，如晋楚城濮之战，晋齐鞍之战，双方出战兵车已达一、二千乘，士卒一、二十万，是相当规模的大战了。但这些大战若与战国及秦楚之际的大战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秦灭楚之战；秦楚之际巨鹿大战，楚汉成皋之战，双方动员的直接参战兵力以百万计，往往相斗数月乃至经年，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可叹为奇观。长平之战爆发在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 年），决战从四月至九月，历时半年。秦国"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①，进行了全国总动员，倾国远斗，秦胜赵败，"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②。秦卒多于赵卒，双方参战兵力一百余万。公元前223 年秦灭楚之战，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入楚③，楚悉发国中之兵对抗秦军，双方参战兵力亦百余万，公元前207 年的巨鹿之战是起义军推翻暴秦的一场决战。诸侯之兵四十余万。秦军两支，王离率秦戍守长城的边防军三十万，章邯军二十余万。此役各方参战兵力近百万，决战从十二月至七月（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历时八个月。楚汉成皋之战，相持两年零七月，双方前后投入的兵力有几百万④这些大战役，影响历史的进程，司马迁作了绘声绘色的记载。交兵始末，兵略战术，局势变化，序之如指掌。这说明司马迁是一个精通兵略的历史家。
《史记》继承了《左传》的优良传统，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的战争，使《史记》具有战争史的规模体制。《史记》五体，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均载有战争的内容，有史有论，自成体系。
单从篇目字数的数量来看，战争史内容就是《史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载有战争内容的篇目达82 篇④，字数十余万言，约占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些篇目记载擅长兵略战阵的帝王将相六十余人，记述古代战争五百余次，其中重大战争从黄帝啄鹿之战到汉武帝兵征大宛共七十余次，春秋战国及秦楚之际为五十八次。凡重大战争，年表载其目，纪、传、世家载其事。《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三表之序、《律书序》，以及各兵家传记篇末之"太史公曰"，则构成了司⑤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知兵事》。
④ 刘邦"将数十万之众"，距楚于巩雒，"数夫军遁去"，萧何辄发关中卒补缺。刘邦又南走宛、叶，收淮南兵北入成皋，并数发河北之兵南下。汉王一方前后已不下一、二百万。见《史记》高纪、淮阴侯列传、萧相国世家。
马迁系统的战争论。若把上述内容摘载出来，就可鲜明地看出《史记》是一部有史有论的、最系统而完备的战争史，这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战争观的资料依据。
《史记》原有《兵书》，残缺。后世补亡者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补缺。今本《律书》前半篇习惯称为《律书序》，是《兵书》残篇。这是司马迁系统阐述战争思想的一篇战争论。司马迁对战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认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自强工具，它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应当慎重使用。
司马迁给战争下了一个定义。《律书序》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这个定义指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工具，它是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的。接着司马迁更进一步用昆虫鸟兽的毒针爪牙来比喻战争，视为自卫的工具。司马迁说："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类比，是不科学的。这是从直观中形成的自然主义战争观，把人类社会视同生存竞争的动物界，所以得出战争起源是"情性之理"的结论。司马迁不懂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是难免的。但司马迁并未就此止步。他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中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两者相辅为用。《太史公自序》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非兵不强，非德不昌"，这八个字是司马迁战争观的理论核心。兵，即战争；德，指政治。国家缺少战争手段就不能自强，但注重战争而缺少礼、义之德，国家也不会昌盛。儒家排斥战争，法家专注暴力，两家都不免有片面性。但司马迁的观点并非儒法两家的折衷，而是总结了几千年的战争史，尤其是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近世的战争史升华的理论，当然也吸收了儒法两家理论中的合理内核。"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就是生动的历史例证。"可不慎欤"，不是废弃战争，而是要注重战争和慎用战争。
2.认为战争"行之有逆顺"，颂扬顺天而行的正义战争，反对逆理而动的非正义战争。
"行之有逆顺"，就是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既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也不盲目地支持一切战争；而是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司马迁对战争的这种认识和态度，是值得称赞的，超越了前人。
首先，从司马迁给战争所下定义来看，他明确地提出了区分两类战争的理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诛暴、平乱、夷险、救危这四个方面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之是非正义的。对照先秦兵家及东汉班固给战争所下的定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迁战争观的进步性。先秦的大军事家孙子竟宣称战争的目的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①① 记有战争的82 个篇目，较为重要的有58 篇。本纪有：五帝、周、秦、始皇、项羽、高祖等六篇。表有：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等三篇。书一篇，即律书。世家有：吴太伯、齐太公、燕召公、晋、楚、越王勾践、赵、魏、韩、田齐、陈涉、曹相国、留侯、周勃等十四篇。列传有：司马穰苴、孙吴、伍子胥、苏秦、张仪、樗里子甘茂、穰侯、白起王翦、魏公子、乐毅、廉蔺、田单、蒙恬、张耳陈余、魏豹彭越、黥布、淮阴侯、田儋、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吴王濞、韩长儒、李将军、匈奴、卫霍、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三十四篇。
这就混淆了两类战争的界线。班固说："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①这是儒家的正统观点。"救乱除害"是正确的，儒家颂扬汤武革命就基于此，为司马迁所吸收。但"存亡继绝"却是倒退的历史观。孔子倡言"兴灭国，继绝世"②，目的是维护西周那样的封建局面。按照这一观点，远古的黄帝和近世的秦始皇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就要被否定，这正是汉儒们的观点。司马迁批评他们是"不察其终始"的"耳食"之儒，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司马迁对历史上两类战争作了具体区分，鲜明地颂扬正义战争，谴责非正义战争。具体区分两类战争，比起从理论上下一个定义更加困难。所以《律书》列举了一系列两类战争的实例来揭示。哪些是正义的战争呢？"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珍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黄帝、颛顼统一乱世，成汤讨伐暴君，均为民除害，诛暴止乱，符合天理，是正义的战争。哪些是非正义的战争呢？"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睡，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桀、纣、二世穷兵黩武，贪得无厌，是非正义的战争，因此终究败亡。正义战争必胜，非正义战争必败。逆天而动，武力不可恃。
综观《史记》褒贬抑扬的两类战争，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颂扬平乱世的统一战争，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二是颂扬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反对暴虐人民的昏乱之君；三是颂扬诛暴战争，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颂扬统一战争，是《史记》载述战争的一大主题。"春秋无义战"③，这是孟轲的观点。若单从争城争地来看，兼井战争确实是无正义可言。但从历史进程来看，兼并战争推动历史走向统一，它又是进步的，最后的胜利者应该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对秦朝的统一战争和对楚汉相争刘邦的统一战争就是这样来评价的。项羽分裂天下，是他"暴戾"行事的一种反映；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破坏统一，均受到司马迁的批评。"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司马迁热情地颂扬刘邦的统一之功，称他为"大圣"。吴王濞首谋反叛，司马迁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①越人内附，西南夷"请为内臣受吏"②，各民族融合走向一统，司马迁肯定了这一历史的趋向。
《周本纪》和《陈涉世家》颂扬了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
武王伐纣，在朝歌举行了盛大的告天仪式。武王再拜稽首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①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高度评价他发难的反暴战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④① 《孙子》中卷《军争篇》。
②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③ 《论语》第二十《尧曰篇》。
① 《孟子》卷十四《尽心下》。
① ②③④⑤引文均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匈奴列传》以实录史事的手法谴责匈奴侵扰中国。冒顿单于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