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了商品经济的特征，还考察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闪耀着朴素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达到了划时代的最高水平。司马迁的新思想、新观点发表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强化对思想控制的时候，实在难能可贵，是值得认真清理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1.首创经济史传，并重农工商虞。
司马迁创作的经济史传有两篇。其一，《平准书》，概述从汉初到武帝元封元年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重点评述汉武帝的平准、均输政策，故名《平准书》。其二，《货殖列传》，主人公是商人，故以货殖命名。货指财富，殖言增长，也就是如何增长财富。《货殖列传》通篇记载那些使财富增长的商人的言论和行事，用以肯定商人的历史作用，鼓励发财致富。
从《史记》的笔法义例看，《平准》《货殖》是异军突起，与全书其他篇目迥然不同。《货殖列传》夹叙夹议，以论为主，篇中所述货殖三十人仅仅是作为议论的例证，有别于其他人物列传。《平准书》侧重评述汉武帝时期争利政策所导致的经济衰败，有别于八书贯通古今的其他篇目。这两篇是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充实起来的经济史论，也可称之为经济史传，有史有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司马迁的首创。从此以后，正史里面才有记载社会经济的篇目。值得注意的是，尔后正史中的《食货志》和《货殖列传》等经济史专篇，虽然在记述的内容上有扩大，但理论体系和思想高度没有一个越过司马迁的。即此一端，司马迁首创的这两篇经济史传，在中国正史系统中可堪称空前绝后的奇作。
在《史记》中，《平准书》与《货殖列传》编目悬远，是团体例不同，而内容却是互文相补，不可分割的表里之文。《平准书》指陈时弊，寓意讥刺，赞语中意味深长地提出一个"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的问题，以古喻今，讥刺桑弘羊的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的下降运动。《货殖列传》则以文景时期"因之"的政策为背景，追叙春秋战国以来至当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描述了汉初经济的上升运动。两种背景，相反相成，形成鲜明对照。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以及与桑弘羊的分歧也在鲜明的对照之中，清晰地表达出来。
桑弘羊出生贾人之子，官至御史大夫，他是西汉著名的理财家，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都出自桑弘羊之手。汉武帝长期大规模的外征内作，全靠桑弘羊"事析秋毫"的理财来支撑。司马迁承认桑弘羊是一个称职的理财家。《平准书》记载说："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结尾却借卜式语云："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司马迁不赞成国家垄断经济的政策，而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市场经济④，所以《货殖列传》对商人活动，热情歌颂，总结治生之术。一个是专事聚敛，一个是发展生产，这就是桑弘羊与司马迁两人经济思想分歧的根本所在。平准均输，说到底，是国家用剪④ 《史记》卷二十一《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刀差的办法剥削农民，它离不开垄断。因此桑弘羊把富商大贾及盐铁之家，称为"并兼之徒"，主张以"王法禁之"①，这与《货殖列传》的颂扬形成鲜明对比。
桑弘羊对司马迁十分推重，称司马迁为司马子。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桑弘羊在辩论中多次引用《货殖列传》来为推行平准均输等政策作辩护，称"司马子言"。这说明桑弘羊非常赞赏司马迁总结的经济理论。但司马迁却鄙视桑弘羊为"兴利之臣"，不为他作传。桑弘羊作为国家大臣，受命理财，他要竭其所能为现政权服务，所以表现为聚敛；司马迁是历史家，他从生产发展规律总结治生之术，无拘无束。两人立场不同，不能简单评论两人的高下。单就从经济理论方面说，司马迁的识见，在许多方面却是超过桑弘羊的。
司马迁首创经济史传，奠基于他的卓越史识。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是人民"衣食之原"，主张农、工、商、虞四业并兴，各具其用，缺一不可，这是总结客观经济规律获得的正确观点。桑弘羊则只强调工商而不重视农业，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①，又说："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②，"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③而桑弘羊强调工商的重要，并不是发展工商，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官营盐铁均输等政策辩护。从秦商秧变法以来，我国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政策得到全面的推行和发展。"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④。由此可见，官营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不是发展工商业，而是"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变本加厉的新形式。而且桑弘羊用剪刀差剥削农民，制造质次价重的铁器，提高盐价苛敛农民，连重农的意味也没有了。所以司马迁批评他是"兴利之臣"。在兴利之臣全面推行"抑商"而搞国家垄断的历史背景中，司马迁却去研究商人的活动，认识到商业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强调农、工、商、虞四业并重，真是了不起的识见。《货殖列传》一开篇就讲经济发展之"势"，人俗变迁之理。他引用老于小国寡民的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指出自《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这一人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小国寡民的无知无欲是生产下发达时代原始社会的人俗；最大限度地追求**的满足是生产不断发展所形成的文明社会的人俗。这种变化是不可阻挡的"势"，司马迁称之为"俗之渐民久矣"。谁要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使人回到"小国寡民"的蒙昧中去，即使把人的耳目都涂塞起来，挨家挨户进行教化，也是办不到的。司马迁这一形象的假设譬喻，深刻地表明了他用进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变化，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
司马迁正是从经济、人俗发展之"势"的观点出发，认识到社会出现农、工、商、虞分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之势。司马迁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① 司马迁对市场经济的论述，详《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① 《盐铁论·禁耕第五》。
② 《盐铁论·本议第一》。
③ 《盐铁论·通有第三》。
④ 《盐铁论·力耕第一》。
"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物质财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从事所需的直接生产，因此必须分工协作，互相依存。"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马迁还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人们要满足自己的衣食之需，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扩大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要开发山泽，发展商业。司马迁引用《周书》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匾少。"同时又引证齐国的发展历史来说明农工商虞四业早就是古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国家的盛衰强弱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厚薄。四业兴旺，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国家贫弱。就这样，司马迁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曾经和农家许行辩论，肯定了社会分工的进步意义。孟子的辩论是为了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结论①，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辩护。司马迁发展了孟子的理论，认识到农工商虞的分工是生产发展之"势"，是富国富家的基础。他在《平准书》的赞论中有这样两句话："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这两句是点睛之笔，极为重要。它说明了司马迁述货殖，载平准，以事势变化的观点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这就是他高人一筹的卓越史识。司马迁站得高，看得远，敢于首创，从而作出了超越前人的伟大贡献。2.宣扬**动力说，批判了"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是指人体感官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司马迁的前辈，先秦诸子发起的人性之争，都把**归之为人性，作出了各自的论述。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即灭欲，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①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于教育学生的口头禅就是"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孟子倡导养心节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②法家与儒家对立，是功利主义者，主张利决定义，如商鞅就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③。但法家讲利，重在富国，而对人民则主张用刑赏制欲。韩非就把工商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要对其实行专政。总之，诸子百家莫不承认人人有欲，但都主张遏制**，统治阶级要维护其剥削利益，从而视人的**为洪水猛兽。西汉统治阶级鉴于秦未农民战争的风暴，更是不遗余力地大造舆论，挞伐人欲。例如贾谊就说："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④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替统治阶级完成了一套防范人欲的理论，提出用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来陶冶人欲。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好邪皆止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废而好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提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⑤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①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
① 《老子》第四十六章。
② 《论语·里仁》第十六章。
③ 《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三十五章。
④ 《商君书·算地》。
⑤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司马迁在统治阶级提倡礼义提防以遏制人欲的时代，不同凡俗地自成一格，奏出了透视人欲的异响"司马迁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并不是什么邪恶。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用那支犀利的笔锋，饱醮浓墨，淋漓酣畅地描绘了一幅社会的逐利图。"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都为的是"归于富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廉吏久，久更富"。至于"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睹徒，"舞文弄法"的吏土，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之人，不分贵贱，无论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匹夫编户之民，统统纳入了求利的轨道，彻底打破了儒家宣扬的纲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的界限，追求财富就是人的共性。"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所以司马迁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句话对人性作了总括。
如果司马迁到此为止，仅仅指出人**财，算不上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没有超出先秦诸于学说的水平。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正在于他跨出了人性论之争的恩辨哲学范畴，进入了生产领域作实地考察，不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社会人群的逐利图，而且洞察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自然之理，是合理的行为。司马迁的前辈思想家只看到人欲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欲是动力这一更本质的东西。司马迁第一个提出了人欲动力说。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生产领域中农虞工商的社会分工，流通领域中的物价波动，都不是人为的政教期会设制的，而是在人俗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符合于"道"的规律而运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一一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①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去发现人欲背后的阶级斗争，但他提出人欲动力说本身已经接近了真理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最卓越最有价值的认识。司马迁比他的任何一个前辈思想家都站得高，看得远。从人欲动力的观点出发，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的主张，批判了"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①司马迁所说的"因之"、"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都是针对统治者的理财政策而说的。这五种政策方针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明确论述。这是因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①由于忌讳，司马迁用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把五种政策的具体内容分散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迁鲜明地批判了汉武帝"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用以衬托出"因之"的"善"。
"因之"的政策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放手商人活动，听凭人①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 页。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们追逐财富，发展生产，国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