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得到用不完的财富。司马迁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这就是汉初实行的"因之"政策，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平准书》说，汉兴七十年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贯朽而不可校"，太仓的粮食多得"陈陈相因"，以"至**不可食"。"因之"带来了民殷国富"所以司马迁许之以"善"，认为是最好的政策。
反之，"与之争"则"最下"，那就是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平准书》详尽地揭露了"与之争"的每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弊端，终于导致了经济的衰败。《平准书》从秦亡汉兴的经济调敝开始述起，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经济发展到了它的高峰，紧接着笔锋一转详细记载汉武帝与民争利的竭财政治，至元封元年止，用卜式语"亨弘羊，天乃雨"作结，意味深长地示意"见盛观衰"。然后在"太史公曰"的评论中简略地追溯殷周以来的经济变革至秦统一为止。这一精心布局的内容安排，以便把汉武帝的事业与秦始皇的功业相对照，引人深思。司马迁明责始皇，暗喻武帝，指出他"无限度"地耗费民力，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了对生产的破坏，应引为惜鉴，《平准书》是一篇全面地揭露和批判汉武帝"最下者与之争"的经济政策的战斗文献。
"因之"是放任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之争"是国家粗暴地干预经济，全面地抑制商品经济，是两个极端。"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层次，在西汉的现实政策中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利道之"是指"平祟齐物"一类的经济调整政策，保护农工得到均衡的利益，贾谊论"积贮"，晁错论"贵粟"等措施，都是"利道之"。"教诲之"则是儒家主张的以礼节欲的政策。丞相公孙弘以汉相之尊，"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武帝尊显卜式"以风百姓"，劝民输费佐国家之急等，这些是教诲的内容。但公孙弘的俭约"无益于俗"，尊显卜式亦未见效果，"百姓终莫分钱佐县官"。"整齐之"即是传统的重农抑商，它的强化就是"与之争"了。
单纯从经济的发展来看，"因之"是最"善"的政策，但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平准书》在叙述汉初经济繁荣的同时，指出了"物盛而衰"的道理，司马迁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潜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看到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新的社会矛盾。一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二是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无限度"。因此，司马迁赞美"因之"，并不等于主张放任政策。为了避免"物盛而衰"的发展趋势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司马迁也是赞成适当的"利道之""教诲之"的。但是，司马迁反对违反经济规律的"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批判它阻遏人欲动力，也就是阻遏了生产的发展。由此可见，司马迁宣扬人欲动力说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经济生产发展的理论，是应该肯定的。
3.为商人立传，总结治生之术。
从生产发展的历史来看，商人的出现是以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为前提的。虽然商人不从事直接生产，但他们沟通各地的物产交流，大大的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来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商人的活动对于富国富家的意义，敢于为巨商大贾范蠡、子贡、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孔氏、邴氏、刁间、师史、任氏、桥姚等古今三十个商人立传，并为他们在秦汉时遭受贱视的政治地位鸣不平。司马迁通过白圭之口，把商人与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提并论，许以智、勇、仁、强的品德，作了高度的赞扬。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秧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一个人设若没有智、勇、仁、强的品德是不能成为富商大贾的。司马迁把商人看作人类的精华，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所以《货殖列传》不着眼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把古今货殖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总结他们的治生之术供"智者"吸取借鉴，用意在于提倡发展生产。
司马迁总结治生之术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商品的流通，总结财货增殖的经验；二是考察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总结商业活动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是司马迁的首创，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司马迁对商品流通的考察，获得了一系列符合价值规律的珍贵见解，主要之点有四。 （1）知时。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蠢"与时逐"；白圭"乐观时变"。这都说的是掌握商业行情，调查市场需要，"逐时而居货"，利用供求规律，牟取大利。 （2）知物。"积著之理，务完物"，"**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这是说要研究商品学，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3）无息币。即加速资金流转，使"财币其行如流水"为此，必须研究物价涨落规律，懂得"贵上极则反贱，下极则反贵"，而敢于"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4）择地择入。范蠡居陶，因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刁间善用"桀黠奴"，使他们"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司马迁对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的考察，总结了商业活动生产发展的作用。司马迁分中国为四大经济区。长江以南谓之江南；长江以北分为山东、山西两区，中以华山为界；龙门、蝎石一线以北为北方区。在每一个大区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的经济区。山西区分为关中区、巴蜀区和陇西区。山东区分为二河区、燕赵区、齐鲁区、梁宋区。江南区分为东楚区、西楚区、南楚区、岭南区。北方区基本上是以牧畜业为主的经济区，比较单一。各区之下的经济中心是都市。恩格斯指出，商人的使命"现在已经不仅仅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并且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上去。"②司马迁充分认识到历史赋予商人的这一使命，描写了全国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和都市经济。司马迁认为各地的物产提供了人民衣食之源，但要把这些资源变成财富，必须发展生产以求流通，江南地势饶富，无饥饿之患，但生产落后，人民"无积聚而多贫"。齐鲁区，本来地脊民贫，由于大公望鼓励人民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齐国竟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庶之邦。三河区地狭民稠，习俗纤俭习事，从事经商，足迹遍天下。农工商虞四业兴旺，关键靠商人来流通。但商业最终依赖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所以司马迁又说："本富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赞》。
为上，未富次之，好富为下。"本富指农、林、畜、牧的生产。司马迁列举了一长串本富生产的项目，遍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末富指经营商业，周流天下。好富指劫人作好，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经营本富的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不但声誉好，而且收入稳当，故为上。未富资金周转快，"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经商要资本，又担风险，只有能者巧者才能经营，所以说次之。奸富危身取给，用生命冒险，所以说最下。论者多认为司马迁残存有重本抑未的思想，这是断章取义的失察。司马迁所说的上、次、下是总结治生之术供后人观择，这和统治者推行的重本抑未政策毫不相于。司马迁分区考察全国各地自然地理经济，着重物产、交通、民俗这些要素，也是总结的治生之术。富商大贾在全国范围内经商，必须掌握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才能知时逐利，用奇制胜。司马迁的总结正是给他们提供的"周流指南"。
以上所述两个方面的治生经验，都只适用于有雄厚资本的"智者""巧者"。对于一般的"拙者"又该怎样治生呢？司马迁提出了由穷致富的普遍原则和分阶段渐进的理论。他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家，好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邵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所致。①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②这两段话的内容具有辩证的统一。"力"是"力作"，人人都具有，所以说勤俭力作是治生的正道。"智"是"计谋"，需要有资本。"时"是"机运"，需要大资本，大识力。力作不能致富，但只要"诚壹"力作，必有积蓄；运用智巧，投入市场，这就完成了从"无财作力"到"少有斗智"的过渡。等到财力充裕，就要用"奇"，创造机运，这就是"既饶争时"。"力作"和"诚壹"是治生的普遍原则，"斗智"与"争时"是创造渐进致富的条件。一个人只要"诚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务实和专精，再用智巧求奇，就没有不富裕的。司马迁列举了一系列贱业的事例来证明。秦扬田农，田叔掘家，桓发博戏，雍乐成行贾，雍伯版脂，张氏卖浆，那氏洒削，浊氏胃脯，张里马医等等卑贱职业，都能致富千金，成了击钟鼎食之家。至此，司马迁的治生理论体系已经完成，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人人有欲，人人致富。
4.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司马迁创立《货殖列传》和《平准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创了我国正史记载生产活动的先例，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成为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司马迁以他天才的洞察力从人欲争利的行为中看到了人欲是生产的动力。他考察了生产领域中的社会分工，并重农工商虞，认识到这是古代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司马迁总结了治生之术，获得了许多符合价值规律的见解，肯定了商业活动在促进生产发展中所起的纽带作用，颂扬货殖，为商人立传。司马迁还提出了"素封论"的财富观，剥去了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关于"素封论"，我们将在本章"道德观"一节详论。按"素封论"的观点，司马迁鼓励人人发财致富，并断言人人可以致富。这一切都是离经叛道的异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1 页。
端思想，也就是司马迁超越前辈思想家的卓越贡献。
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不可能有价值规律、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类概念。
但只要有商品经济流通，就有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战国秦汉几百年来商品经济异常活跃，这就给司马迁提供了认识价值规律的客观条件。司马迁是一个游踪极广的历史家，他壮游全国，深入考察了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和都市经济，还研究了古今商人活动的历史资料，使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有生活经济基础。司马迁又受"腐刑"之祸，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转变，把眼光投向下层社会，同情人民。这些是司马迁形成先进思想的主观条件。这些主观条件很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在几百年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只产生了一个司马迁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思想史上，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就象一束火花一样，只在天空一闪即逝，这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所不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用"与之争"的政策取代了"因之"的政策，把重农抑商推向极端化，商贾遭摧残，"中家以上大率破"。中国古代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从此衰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后，再也没有人去研究价值规律了。其次，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未能产生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他是一花独放在漫长的寒夜，很快凋落，这是必然之理。此外，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从直观中得来的经验。这种直观经验，一方面它本能地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它不能形成科学的体系，最终的结论又退回到了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不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司马迁的最终结论是人人可以致富。但是，客观的现实是成千上万的人民受少数人压迫、剥削，永远不能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司马迁不但未能认识阶级斗争，而且把"千则仆，万则役"看成是天经地义的规律，这就掩盖了阶级斗争。"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别现象，司马迁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用"巧"与"掘"来解释阶级压迫，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在思想资料的继承上，司马迁儒道兼容，形成了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他在《孟于苟卿列传》中对孟子答梁惠王问击节叹赏，感慨"利诚乱之始也"，批判上下交争利。所以他又在《平准书》里说，要"以礼义防于利"。这些论述是儒家思想。《货殖列传》主张"因之"为上，顺其自然，这是道家思想占主导。追本溯源，是人人皆为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甚至把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一个"利"字，抹煞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对利的追求。因而把战士的攻城陷阵、农工之民的生活奔波与富商大贾的巧取豪夺，以及攻剽椎埋的犯罪活动混为一谈。这一切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历史局限性。虽然我们不能苛责于前人，但这也是造成司马迁的经济理论不能具有实践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司马迁总结的治生之术不能引导人人致富，应该说这也是他的先进经济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得不到发展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