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两相对立，作者的褒贬倾向极为鲜明。《太史公自序》对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对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昏暴之君，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说"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说：纣王"好酒淫乐，劈于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仁行义，"德洽百姓"①；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①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于羽暴虐，汉行功德"③。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仗邪臣计谋为**，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②所以司马迁更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今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⑤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云："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好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十分明显，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治政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夭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即"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谣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的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④。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不仅认识到了人民力量对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太史公自序》① 《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② ③《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④ ⑤《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肯定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美革命行动。
所谓"革命"，即变革天命，有道伐无道。"革命"词源有两个出处。
一是《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武工克商的告天之词，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夭明命。"一是《周易》卷五孔子所述《革卦·彖辞》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战国时孟子更发展成为民贵君轻说，盛赞武王革命诛"一夫纣"①。汉代景帝时还发生了儒学博上辕固生与道家博士黄生展开的一场汤伐染，武王伐纣是不是革命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举是"臣拭君"，大逆不道。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是"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②。可见"革命"是先秦至汉初儒家的一个进步观点。但是，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大一统的思想控制，这时的儒家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说，已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民主性的精华，并发扬汤、武革命的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反暴政的思想。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把他与汤、武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③。项羽灭秦，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他，为之立本纪；而项羽暴虐，同样受到司马迁无情的批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颂扬反暴的精神。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扬扶弱锄强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可以说是颂扬绿林义气，宣扬下层人民扶弱救困的"仁义"道德。游侠的出现，是封建社会法制瓦解，匹夫抗愤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越出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乌迁思想闪光的精华之一。
2.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在理论上是"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正相反对。纵观《史记》，司马迁所歌颂的圣君贤相，皆"因循为用"；所抨击的暴君污吏皆"多欲滋事"。五帝三王与汉初君臣都是"因循为用"的；三代末主与秦皇、汉武都是"多欲滋事"的。前者兴盛，无为而无不为；后者衰败，为所欲为而国破家亡。
司马迁所讲的"因循为用"，采自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与老庄之道有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中去①。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却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他在《货殖列传》里明确地提出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张施政要随从民俗。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此，《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把老于的小国寡民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引用。其实《老于》五千言中连一个"因"字也没有，司马迁从"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① 《尚书》伪古文《五于之歌》。
② 《孟子》卷二《梁惠王下》第八章及卷十四《尽心下》第十四章。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大史公自序》。
日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②。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①。"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治政内容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
"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汉初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