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传记的本质是一种散文叙事，其中非人物传记的篇章大都带有政论色彩，更是典型的散文叙事。司马迁散文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语言锤炼和章法结构是撰写优秀散文的重要因素。前人对这方面的抉发最为深入，取得的成绩也最大，本有许多话可说，因限于篇幅，不作详论。下面从历史叙事与人物刻画的角度来探讨《史记》散文的艺术特色，我们认为最突出的成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善序事理、寓论于序事、浓郁的抒情性、讽刺艺术、通俗化和个性化的语言。分别概述如下。
1.善序事理。
《史记》不是一般的写景、抒情、设喻、说理，它以人为本位记叙历史、所以是别具一格的历史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历史散文是《尚书》和《春秋》。《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两者都比较古朴。其后有《国语》和《左传》。《国语》记言，《左传》记事。这两部书，无论记言、记事都具有广阔的历史内容，语言简洁流畅富有文采。《左传》记事，善于突出事物的本质，能用简括的语言写出复杂纷繁的事物，尤其善长写战争。同时《左传》已开始描述人物梗概，能用极少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细微动作和内心活动，使人物有生动的形象。《战国策》长于辞令，诸子散文长于说理。司马迁继承《左传》历史散文的传统，又从《国语》、《战国策》、诸子散文中吸取营养，发展创造出独具太史公风格的《史记》散文，其最大特色是在记事实录中善序事理。西汉文学大家刘向、扬雄都极为叹服。"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就是刘向、扬雄对司马迁文笔特点的高度概括提出的命题。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语中转述刘向、扬雄之言，也表明了他的叹服。这说明《史记》"善序事理"的散文特色为两汉文学史学大家所公认，也成为两千年来的不刊之论。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他"序帝王"，"记侯国"，"系时事"，"详制度"，"志人物"，全都是叙事；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他要在记叙历史中阐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表明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就是理。叙事说理，交融关合，天衣无缝。例如《五帝本纪》，这是熔铸剪裁古史文献而写成的篇章，司马迁却在详略穿插的叙事中鲜明地表达了黄帝开创统一和尧、舜明德的历史观点。清人吴见思评论说："尧、舜二纪，纯用《尚书》、《孟子》，略改字面，便是太史公之文，不是《尚书》、《孟子》之文。且既经删改，而运用插和，绝无痕迹，岂非神手！"①这是说古史文献，一经司马迁点窜，便成大手笔之文，蕴含无限思想。近人李景星作了具体分析，他说："篇中考世系处，极分明，亦极错落。至于叙事，更详略得宜。变化尽致。排句，学周语。秀句，参诸子。古句、奥句，仿经书。所举五帝大事，如天地山川、礼乐制度、设官分职、修德布政，有演为数百言者，有缩为数言者。节节照应，处处关通。而实则高古典质，一丝不苟。"①这里指出，《五帝本纪》史事考证精细，详略得当，谋篇布局，行文造句，既有继承，又有创造，一丝不苟。司马迁"善序事理"，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
文章惟叙事最难，若平铺直叙，淡而无味。司马迁却擅长叙事，使"《史① 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第222 页。
① 《史记论文·五帝本纪》。
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①受到历代学者的一致肯定。刘知几说："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以下，条贯有伦，则炳炳可观，有足称者。"②这是说，司马迁记叙秦汉纷繁史事的创作之篇，其叙事手笔，更为精绝。清人冯班说："《史记》叙事，如水之傅器，方圆深浅，皆自然相应。"③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④这类赞语，举不胜举。中心是说《史记》文章，叙事贴切，浑然一体，言外有意，波澜状阔，起伏变化，有无穷妙境。司马迁精意创作的篇目，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都是叙事如画的名篇。试以《魏其武安侯列传》作一分析。李景星说：此传，虽曰《魏淇武安侯列传》，实则窦、田、灌三 人合传也。两个贵戚，一个酒徒，惹出无限风波。头绪纷繁，如何措手？而太史公用独力搏众兽手段，构成一篇热闹文字，真是神力！传以魏其、武安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条侯、高遂、桃侯、田胜、丞相绾、籍福、赵绾、王臧、许昌、庄青翟、韩安国、盖侯、颍阴侯、窦甫、临汝侯、程不识、汲黯、郑当时、石建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⑤本传只有三千余字，涉及西汉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二十七人。传中三个主人公窦婴、田蚡、灌夫都是平庸的官僚，正如李景星所说，两个外戚，一个酒徒，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殊勋，但司马迁却捕捉住他们各自具有的典型个性特征，在实录中塑造了生动的形象，蕴蓄了使后人深思的哲理。司马迁以三人为主线，联络穿插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编织了一幅寓意深微的政治风云画卷，用以揭示西汉盛世下的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通过贵族们互相倾轧、横暴自恣的丑恶形象，有力地抨击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全传叙事，看似平淡，读来却扣人心弦。本传的艺术手法，有着多方面的精彩表现，如人物刻画，形象主动，语言简洁，叙事精炼，篇末评论，画龙点睛，是非允当，含蓄而犀利。单就叙事手法而言，本传有两大特点。第一，章法结构，别开生面，似散而紧凑，千头万绪而条理朋晰。三传分开来读，各具首尾，只反映各个人物的个人荣辱，平淡无奇。司马迁把三传联缀起来，利用两个外戚的瓜葛，穿插各色人物，从而把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起来，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清天郭嵩焘说："魏其、武安、灌将军，各以其势盛衰相次言之，合三传为一传，而情事益显。"①第二，偏选一系列典型的生活场景来组织故事，刻画人物，反映不同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富有生活情趣，引人入胜。窦田矛盾发展有两个重要场面。一是窦婴夫妇宴请田蚡，一是灌夫使酒骂座。前者是窦婴夫妇宴请田蚡，马屁没有拍上，倒助长了田① 《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② 吴见思语，引自《史记论文·五帝本纪》。
③ 《史通》卷六《叙事》。
④ 《钝吟杂录》卷六。
⑤ 《艺概·文概》。
① 《史记评议·魏其武安侯列传》。
蚡的骄矜，一席酒肉，换来了田蚡求索城南田，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后者是窦婴、灌夫去庆贺田蚡结婚，窦婴遭众人冷眼，好打抱不平的灌夫，气恼不过使酒骂座，遭来横祸。两次宴会，起因都是失势的窦婴和灌夫主动去讨好田蚡，结果弄巧成拙，演出了两场滑稽戏。这根本原因是窦婴、灌夫两人内心极为嫉恨田蚡，于是结成同党来对抗，可是他们又心存幻想，表面上巴结田蚡，想借田蚡的势来拾高自己的身架。也就是窦婴、灌夫两人违心事权贵，内心积蓄的憎恶与痛苦如洪水一样冲决了强颜欢笑的堤防，所以导致逢迎的表演弄巧成拙。司马迁捕捉住这些典型的生活场景来铺叙故事，情节虽无波澜起伏，却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巧妙的篇章布局和善于选取典型素材，这是司马迁善叙事理的大关节。
此外，司马迁在一篇之中的段落层次，以至一句之中的字法变化，也十分讲究叙事笔法。如清人李晚芳评《伯夷列传》说："一篇之中，忽序忽断，如论如赞，若吊古，若伤今，令读者迷离，莫名其妙。"①吴见思评《汲黯列传》说："忽序事，忽行文，忽而简质，忽而铺排，逐段变换，又有山回谷转、云破月来之妙。"①这说的是叙事段落笔法的变化。牛运震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壁归赵"一节说："一壁耳，变出易壁、奉壁、完壁、授壁、得壁、求壁、取壁、持壁、破壁、送壁、归壁、留壁，字虽非经意，却有多少生情处！"②这是说字法变化。一个"壁"字，随着情节发展，用一系列不同的动词变化，描写场景的转换，表现人物心态的变化，酣畅淋漓地刻画了商相如大智大勇的形象。由此可见，司马迁叙事段落起伏，以及文字变化，完全是为了写好人物或者增强说理服务的，非大手笔，不能为此。
至于"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一是说叙事内容，翔实而不空疏；二是说叙事有文采，质朴而不粗俗。这两个特点，也是治文史于一炉的艺术手法。明何乔新评论说："如叙游侠之谈，而论六国之势，则土地甲兵，以至车骑积粟之差，可谓辩矣，而莫不各当其实，是辩而不华也；叙货殖之资，而比封侯之家，则枣栗漆竹，以至籍藁鲐蚡之数，可谓质矣，而莫不各饰以文，是质而不俚也。"③何氏的评述和所举例证极其精当。如《货殖列传》记叙各地的都市、地理、气候、物产、风俗、人情，样样皆为实录而文采斐然，内容辩而不华，行文质而不俚，全篇布局，又是善序事理的精采篇章。
2.寓论断于序事。
这一手法就是把作者的论点熔铸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不言而评论自见。清顾炎武首发此论。《日知录》卷二十六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顾炎武举的例子都是在篇末借他人之语来表达作者的评论。《平准书》末卜式语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借卜式的语来批评桑弘羊"兴利"害民。《王翦传》末记客语："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① 《史记札记》卷五下。
① 《读史管见》。
② 《史记论文》。
③ 《史记评注》。
不祥。"这是借客语来批评王氏祖孙三代唯知阿意兴功，残虐人民，终于败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暴虐之吏的憎恶感情。《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云云，表达了作者对荆轲剑术不精，行刺不成的惋惜，以及对荆轲勇于涉险的赞叹。《晁错传》末载邓公语云："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邓公的话批评景帝处事不当，用以表彰晁错为国家树长画的忠君精神，并为其蒙冤表示不平。《魏其武安侯列传》末载武帝语："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这是借武帝的话来声讨卑劣小人田蚡的罪不容诛。
以上五例都在篇末，是其显例。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篇中更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而且形式多样。例如《叔孙通列传》对叔孙通的批评，有秦博士诸生之言，有汉初鲁生之言，有高帝之言，有弟子之言，这些批评贯穿于全篇之中。秦博士诸生之言与两鲁生之言是正面批评，高帝之言是褒奖；弟子之言是恭维，形式多样，其旨则一，都是讥刺叔孙通的面谀。
司马迁结合具体史事，借用他人之语作论断，使评论与史实的叙述有机地成为一个整体，尽管落墨不多，却极其深刻而又生动，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列传》载赵良语，《李将军列传》载文帝语，《汲郑列传》载汲黯谏武帝语，都是极为鲜明的例证。语言射借用，也不限于人物的直说，其他如《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乐毅列传》载乐毅遗燕惠王书，以及许多篇章的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如《晋世家》载《士之歌》、《孔子世家》载《去鲁之歌》、《曹相国世家》载百姓《萧曹之歌》、《齐悼惠王世家》载朱虚侯刘彰《耕田歌》、《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采薇之歌》、《魏其武安侯列传》载颖川儿歌等等，都具有表达史论的作用。司马迁还把许多谚语直接化入"太史公曰"的评论中，就更不用说了。再进一步探讨，我们发现，司马迁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就鲜明地表达了爱恨和褒贬，这才是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形式。例如《淮阴候列传》，就是司马迁为韩信写的一篇翻案史传，但通篇并无翻案的字眼。韩信有大功于汉，他通谋陈豨是蒙冤后被逼上梁山的。全传以汉四年为界限分为两部份。前一部份写韩信之功，他亡楚归汉，定策汉中，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替汉家打下了半壁江山，突出韩信的智。后一部分述说韩信被高祖猜忌，从夺王贬爵到夷灭三族，突出他的冤。以"智"照应"冤"，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感人的悲剧画面，揭示了绝对君权的残忍，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光辉。韩信拒武涉、蒯通之说，司马迁用重笔叙写，最为精彩，可以说这一段文字就是司马迁用事实为韩信辨诬，寓论断于序事的妙笔。《汉书》卷四十三转写的韩信传，删去蒯通的故事而另立蒯通传，这样就割裂了司马迁寓论于序事的笔法，使全文大为减色，被顾炎武批评为"寥落不堪读"，④真是一语中的。在《史记》一书中，寓论断于序事最精彩的笔触，也总是体现在最典型的人物传纪中。例奴秦始皇、高祖、项羽等人的本纪，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人的世家，吴起、商君、战国四公子、屈原、贾生、李斯、蒙恬、张耳、陈余、彭越、黥布、准阴侯韩信、叔孙通、万石君、魏其武安侯、李将军、公孙弘、主父偃、刺客、游侠、酷吏、佞幸等等列传，都是通过实写历史人物的事迹来说明、诊断历史问题的。司马迁布篇④ 《何文肃公文集》卷二《史记》。
中的夹叙夹议与"太史公曰"是直接的评论。司马迁直接的评论往往是对寓沦断于序要的点评与揭示，二者结合起未才徒体会司马迁的史笔之妙。这些就不一一评说了。
3.浓郁的抒情性。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熔铸了鲜明的爱恨感情，使《史记》行文深得《离骚》情韵，强烈地感染读者，引起共鸣，从而增强了人物形象。本来史传散文与抒情长诗，两者文体不同，形式各别，内容迥异，没有共通关系。但学术界一致承认《史记》与《离骚》二者的相提并论。清人章学诚说："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①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①李长之更进一步称《史记》为"中国的史诗"②。这都是说《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也就是《史记》比拟《离骚》的主要相同点。今人吴汝烃具体地分析了《史记》中的骚影。他说："《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着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一首满怀崇敬之情的赞美诗，《滑稽列传》是一首洋溢轻松愉快之情的幽默诗，《司马相如列传》略去所附录的大赋，便是一首包藏着炽热感情和富于浪漫色彩的恋爱诗。"③这些分析，旨在说明司马迁受《离骚》的感染，他以诗人的气质写史，于是使史文多含有诗的情韵④。清人刘熙载就曾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⑤晚清刘鹗说得更为深刻。他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⑥刘鹗回溯自《左》、《骚》、《史记》以来两千多年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将杰出的诗同、散文、传记、绘画、戏曲、小说一概说成是作家的"哭泣"。这见解极为深刻，比喻极其生动妥贴。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最深层的内涵，就是要熔铸作家的激情。因为《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所以刘鹗把它与《离骚》、杜工部诗、李后主词、以及绘画、小说同日而语。由此可见，《史记》人物形象生动，浓郁的抒情性，作家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渗入，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推崇屈原的人格，在《屈原列传》中讴歌他疾恶如仇、正直不阿、忠贞敢谏、舍身为国的品德情操，并把这些品德作为一种审美观渗透到《史记》人物传记之中。"敢犯颜色，以达主义"的袁盎，"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的晁错，"守法不阿意"的张释之，"不能容人之过"、"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的汲黯：在这些人物形象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屈原人格美的一端。司马迁称赞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他在《史记》中也如此效法。如司马迁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李广的高尚品德为人民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
① 《文史通义·史德》。
② 《汉文学史纲要》。
③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300 页。
④ 引自吴汝煜《史记论稿》第37 页。
⑤ 郭沫若在《论诗札记》中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人、高下抑扬、强弱短长，也下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按照这个原则，《史记》是当之无愧的史侍。
⑥ 《艺概·文概》。
所慕仰；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用"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比喻季布为人的信实可靠；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比喻陈胜内心的恢宏气度。这一切与《离骚》有着深刻的渊源⑦。司马迁褒贬人物的爱憎感情，除了学习和继承屈《骚》传统外，更得益于他的生活经历和坎坷遭遇。司马迁二十壮游，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故而在《史记》中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也写了众多的小人物。司马迁受李陵之祸而发愤著书，所以他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暴力统治，颂扬正义，诅咒邪恶，与古代的人民感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刺客、游侠、倡优、商贾、医卜等等中下层人物，在统治阶级眼里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市井小民，但在司马迁笔下，他们是各类人物的典型，他们有着优秀品德和一技之长的才能，受到了热情的歌颂和肯定。许多附传人物，如《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食客毛遂、邯郸舍人子李同；《魏公子列传》中的夷门监者侯赢、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以及邯郸博徒毛公、卖浆者薛公，这些人物具有傲视权贵的高尚情操，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尤其有助人于危难的牺牲精神，司马迁以饱满的热情刻画了他们的光彩形象。司马迁对重义的公孙许臼，对先国家后私仇的蔺相如，对勇于改过的廉颇，对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对铮铮硬骨的田横，对发难灭秦的陈涉、项羽，对抗暴的刺客，对已诺必诚、助人危难的游侠等等都写得有声有色，强烈地贯穿着歌颂正义，歌颂抗暴的精神。反之，对暴君污吏则尽情的鞭挞和揭露。《酷吏列传》刻画酷吏们枉法害众的残虐形象，面目可憎。总之，司马迁对美好的政治、崇高的形象无比热爱，无比赞赏；对腐朽事物、邪恶形象无比愤怒、无比痛恨。"正因为他爱得深，所以他也恨得切。在他的笔端纸上、字里行间不期而然地就翻滚激荡着感情的波涛，给读者的心灵以强烈盼震撼，这就是《史记》抒情性的根本来源。"①其次，司马迁对所写人物赋予深沉的人情味，也是感染读者的一个原因。垓下之围，项羽悲歌别姬，江边赠马亭长、赠人头与故人，情调悲凉，表现了一个倔强英雄在穷途未路时对于人生的眷恋，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惋惜之情。司马迁写刘邦好酒及色、无赖、大言、斤斤计较、豁达大度与小肚鸡肠，都极富生活情趣。刘邦晚年还乡纵酒，与父老击筑歌怀，即席赋诗，作《大风歌》，令一百二十小儿和习歌唱，描绘的是一幅胜利者的夕阳返照，一生戎马征尘，难得有这样人生欢乐。可马迁这样描写，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君王与百姓同乐，正是为了表达天下安定后人民对于高祖的深切思念，极富有人情味。另一方面，《大风歌》也透露了刘邦屠灭功臣的悲凉之意，大好山河，谁来辅佐，曲折表达了集权**君王的复杂心态与人情味。至于《魏公子列传》，司马迁不仅以公子名篇。而且一篇之中，凡称公子一百四十七次，许多段落句句有公子，这不像在叙事，而是在娓娓讲故事，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作者满腔热情的歌颂，魏公子的形象自然地光彩照人。
总之，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往往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在饱含的激情中，带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和个人色彩。在这方面司马迁酷似屈原。但是，写历史原则上不需要夹带感情，更不用说过多的主观色彩；而文学创作，则需要浓烈的感情。司马迁在纪实之中注入了浓烈的感情，所以《史记》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但这必然要碰到感情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如何处⑦ 《老残游记自序》。
① 参阅吴汝煜《史记论稿》第35-36 页。
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正是司马迁的不平凡处。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在慷慨激昂处，愤怒之情如泉涌，如海啸，感情与史实之间的矛盾，他就无暇顾及了。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吐发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整段议论的史实多与《史记》所载矛盾。当然，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迁的激情所指，而不会去责怪他。但这样的事例，多了就有损于史事的信实可靠，所以班固批评可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也是不可讳言的。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大醇小疵，而对于后世历史家来说，更多的人效法班固，而不能效法司马迁，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4.讽刺艺术。
本章第二节论及司马迁的文学观，他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并刺讥时事。司马迁十分赞赏屈原《离骚》和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价值和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司马迁身体力行，他敢于刺讥，而且旗帜鲜明，所以《史记》问世而遭"谤书"之诬。讽刺的表现形式是用尖锐而诙谐的语言对假丑恶的东西加以揭露、嘲笑和谴责。目的是通过讽刺对假丑恶的否定，达到对真善美的肯定，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