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史记》的文学性，必然要触及司马迁的文学观。因为司马迁自己的文学主张，是他进行创作的基准点，抉发《史记》的文学成就，首先就要总结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在司马迁时代，文学实践还不具备产生文学理论家的条件，自然司马迁也不是文学理论家，他没有留下恢宏的文论著作。但是，司马迁在创作实践中，极为重视作品的艺术性，而且自觉地流露了许多文学主张，已初具系统的规模，所以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无可置疑地是一个先驱者。概括他说，司马迁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史记》中广载文学作品。
"文学"一词首先见于《论语·先进篇》，其言曰："德行：颜渊、阂于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文学"指文献、学术，它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使用，具体则指子游、子夏具有渊博的学问。在西汉，"文学"的含义等于经学儒术，《汉书·西域传》"诸大夫郎为文学者"，颜师古注曰："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汉武帝尊儒，史称"上方向文学"①张汤为廷尉，引用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补廷尉史，史称汤"依于文学之士。"西汉举贤良，全称是"贤良文学士"①。西汉时文学作品笼统地称为"文章"作家称"文章家"。《汉书·公孙弘传》就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将《史记》传记散文与司马相如赋并称文章。又说宣帝时，"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显然，西汉之世，经学儒术与文章文学已经开始了分途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昌明；他同时爱好文学，汉赋兴起。但两汉时期文学之士地位是低下的，司马相如就只不过是汉武帝的文学侍从。但司马迁却在《史记》中突显文章家的地位，广载文学作品。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极力推崇《离骚》，评价它"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离骚》影响的扩大，司马迁奠定了不朽的功业。他又为司马相如立大传，备载了这位作家的名作，司马相如赋赖以流传。又如李斯《谏逐客书》、《论督责书》，乐毅《报燕惠王书》，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鲁仲连的《遗燕将书》，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等，不遗余力载入传中。明茅坤就指出："邹阳本不足传，太史公特爱其书之文词颇足观览，故采人为传。"①司马迁自己也示例说，汉武帝三于封王，本无事迹可采，但封立三王的策书"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②又说："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工世家》第三十。"③可见《三王世家》是因文而立传的。
司马迁何以重视文章家呢？他认为文辞烂然的作品寄托了作家的心志，可以立名，可以传于后世。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里所① 《班马异同评》卷一。
①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①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② 《史记钞》卷四十九。
③ 《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赞》。
说的文采，不单单是指文章辞采的练达；作为历史传记的文采，更重要的是指人物形象的塑造。司马迁治文史于一炉，并不是偶然的音韵天成，而是刻意的雕琢与匠心独运。司马迁用文学手法写历史，使《史记》文章烂然可观，正是他自觉创新，自觉追求的硕果。
2.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并刺讥时事。
《史记》贯通近三千年史事，而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当代汉史，无论篇目或字数均过了全书之半。从史学角度，这是详今略古；从文学角度，则是重点反映现实生活，记载"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司马迁着意刻画的人物，也主要是秦汉之际及作者生活的当代人物。司马迁二十"壮游，搜集遗文古事是一个方面，而深入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体察民情生活则是更主要的方面。像司马迁对水利的考察，对货殖经济的了解，对汉兴风云人物的调查，对民间疾苦生活的反映，这都是十分明显的。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司马迁有着充分的阐述。一方面是惩恶劝善的教化作用，另方面是讽谏刺讥的政治作用。《史记》冶文史于一炉，司马迁讲历史的借鉴作用，同时也是讲文学的借鉴作用。他在答壶遂问中对文史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对纯文学作品，司马迁尤其强调它的讽谏与刺讥的社会意义，认为只有讽谕了政治得失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司马迁很称道《诗》三百篇所表现出来的刺讥思想。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袄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司马相如列传》称赞司马相如赋具有讽谏意义，并对《子虚赋》作了具体分析，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圃。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在赞中又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子虚赋》，梁萧统《文选》分作《子虚》、《上林》两篇，避其前后重复。司马迁引载合为一篇，有两层意义。其一，无是公推言上林广大，盛赞天子排场，表现了司马相如的大一统历史观。其二，突出卒章归于节俭的讽喻意义。合一的《子虚赋》未章，其言曰：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疲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以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
《子虚赋》辞采艳丽，极写人间的奢侈荒淫，扬雄认为这种侈靡的赋，"劝百风一"，好比是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④可是司马迁却不这样看。他欣赏司马相如赋的华美文辞，而将其积极意义引出。《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五十六。"在传中，再次加以强调说："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所谓"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不就是今日所说的"取其精华，弃其槽粕"吗？司马迁从"侈靡过其实"的司马相如赋中引出积极的讽谏意义，这显然是表达他的了种文学主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张。司马迁对屈原其人及《离骚》的评价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大史公自序》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讽谏""争义"是作屈贾列传的根本原因。传中称赞《离骚》说："上称帝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世之条贯，靡不毕见。"这里很强调一个"刺"字。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讽谕政治得失，才能对治乱提供借鉴，对社会产生积极意义。司马迁认为："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①这里，司马迁把文学作品的讽谏作用与国家兴亡连系起来。屈原志尚高洁，才能敢于直谏，写出格调高昂的作品。司马迁称扬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而屈原的后继者宋玉、唐勒、景差等，只善辞令，不敢直谏，司马迁鄙薄其为人，故不作传，不载其文，还提出了批评。汉代贾谊，怀抱大志，郁闷而死，其行其文皆类屈原，故将两人合传。
3.提出"发愤著书说"的创作动机论，影响后世深远。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在屈辱中得到激励，在逆境中省悟了人生，他从沉痛中奋起，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所谓"发愤著书"，就是要宣泄胸中之郁结。他把屈原的《离骚》作为最有力的左证。《屈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但，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从愤怨中出，这已超出了"讽谏"的界限，而是激烈的讥刺和批判。司马迁接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一观点却是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②的中和美观点的引申，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的情调显然是不协调的。这一字面矛盾，正是司马迁故作"隐约"之思，曲折地表达他的愤和怨。屈原忠而被谤，身遭流放，而始终"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离骚》之怨，"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所以司马迁评论说《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中和美，这是符合实际的。屈原"优愁幽思而作《离骚》"也是事实。至于呼天唤地，吐发愤怨，我们认为这是司马迁的发挥，表达他"发愤著书"的主张。如果说，受祸前，司马迁是继承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观，他受祸后发愤著书，肆于心而为文，义无反顾地冲破了这道界线，而在《史记》中尽情地抒发自己的爱僧，并且十分赞赏行为极端的人物。例如写伍于胥复仇，不仅带敌国之兵灭父母之邦，而且还要掘墓鞭打故君楚王，这仇恨之火把君臣之礼，忠恕之道化做了一道灰烟。李长之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① 《汉书》卷五十六下《司马相如传》篇末班固赞引。
②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①。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就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这一文学主张，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穷愁困辱是成就伟人的一个条件，是取得创作成功的一种动力。因为穷愁困辱带来的坎坷和磨难，才使得作家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切的认识和体验，才能产生非凡的激情，吐发不平的思虑，从而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司马迁正是想到这里，他才在"身毁不用"的绝境中奋然自起，完成了《史记》这一传世之作，并成为鼓舞后世遭遇坎坷、身处逆境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