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与抉发，从历史过程来看，是逐步深化的，至少有四个层次。最广义的文学性，只着眼于《史记》文章简洁，辞采华美，这是第一层次，魏晋以前最普遍的认识。着眼于《史记》散文的成就和艺术风格美，这是第二层次，唐人深化的认识。《史记》文章结构，转折波澜，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因素，这是第三层次，明清评点家多所发抉。全面地系统地抉发司马迁塑造历史传记人物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这是第四层次，可以说是近年来才深入的。
如上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语言运用、散文成就、小说创构，传记文学，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看，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应该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刻画了典型形象的传记文学。司马迁的伟大正在于此。如果脱离写实而侈谈小说创构，那就不是司马迁的文学。
司马迁为文章大家，古今同论。西汉刘向、扬雄称许司马迁的《吏记》为实录，"服其善序事理"，①东汉班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①将两司马相提并论，司马迁之文，司马相如之赋，皆为文学，当时统称文章。晋代张辅、梁刘栅、唐刘知几进一步论述了《史记》的文章辞采。张辅肯定"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并举证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传，"逞辞流离"，"述辩士则辞采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②这讲的是司马迁文章简洁而辞藻华丽。刘勰《文心雕龙》标立"史传"专题，明确地把《史记》人物传记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刘知几的《史通》，对先秦两汉的《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著作所表现的叙事简洁、语言华美，以至若干细节描写的成就，颇多抉发和赞赏。上述由汉至唐文史理论家的阐述，首先肯定《史记》是历史学，其次阐发它文章辞采的文学性。这是第一层次广义文学性的认识，古今没有分歧，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国古代文化学术有"文史不分"的说法，主要指的就是先秦时代。当时的学术文化，处于百家争鸣阶段，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等，从萌芽生长到临近开花结果的时期，往往是两位或多位一体的。司马迁正是在继承这一文化传统基础上，首先是创造了独立的史学，同时又创造了编纂形式上的五体合一和思想内容上史学、文学、哲学三位一体的著作。故《史记》内容包罗万象，叙事史笔与文笔熔铸在一起。从而司马迁也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这是时代的创造。但《史记》首先是历史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从刘向、扬雄、班固，到张辅、刘勰、刘知几，他们着重从史学评价《史记》，主流是应该肯定的。即使在今天研究《史记》，尤其是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也必以此为出发点，方不致于偏斜，唐宋八大家掀起古文运动，以司马迁为旗帜，把《史记》树为追慕学习的典范。韩愈论《史记》雄健，柳宗元论《史记》峻洁，韩柳并师法《史记》作文，把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推进了一步。《史记》文章为汉代散文典范，从此确立。明清人评点《史记》，对文章艺术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尤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① 《汉书》卷六十二截司马迁传·赞》。
②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以清桐城派的评点，成绩最大。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已经明确地触及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认识。《方苞集·又书货殖传后》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大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明确他说，"义"就是"言有物"，即文章的内容；"法"，就是"言有序"，即文章的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才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好文章。桐城派另一大家刘大魁，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史记》散文的艺术美，指出《史记》文法有"大"、"远"、"疏"、"变"的四大特点。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林纾，他对《史记》散文艺术美的研究卓有成绩。他撰写的《春觉斋论文》，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以及运用虚字和结尾艺术作了不少具体分析，发前人所未发。林纤还在他所译的许多西方小说序文中，把太史公笔法与西欧小说家的写作技巧加以比较分析，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这已经是跨越了散文艺术研究的范围了。
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宋人已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史记评林》引南宋魏了翁评论《高祖本纪》中高祖还乡一节文字时说：后世为史者，但云"还沛置酒，召故人乐饮极欢"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至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反转位下，缕缕不绝。古今文字淋漓尽致，言笑有情，安可及此！
这里指出，司马迁对高祖还乡生活细节的描写，对浓厚的人情味的刻画，已经超出了历史记述的范围，而是刻画人物形象需要的文学创作了。未未元初的刘辰翁，他在《班马异同评》一书中，对《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细节描写就作了大量的分析，并明确指出《司马相如列传》中文君夜奔的故事是一段小说情节。最早把《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的是明嘉靖间人李开先。他在《词滤》一书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把《水浒传》的情节安排与文章技巧与《史记》的文章技巧联系起来。到了明末清初，金圣叹径直把《史记》、《庄于》、《离骚》、杜诗、《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六才子书"。金圣叹在评点《才子古文》一书中留下了他选评的《史记》序赞九十余篇。又在《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中多次赞扬司马迁的文笔。尤其是《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金圣叹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又在《水浒传会评本》第二十八回回评中说："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金氏从史料剪裁、细节的夸张描写、附会增益、略去枝蔓的事实等四个方面，说明司马迁处理史事人物，服从于文学性的创作，这见解是很深刻的。现代文史大家，鲁迅、范文澜对《史记》的文学性都有许多精到的评论③。鲁迅在他的名著《汉文学史纲要》、中有一段精采的评论。鲁迅说：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情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③ 《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法，不圃子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成为确定不移的定论，为文史两界的研究者所公认。鲁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史记》的文学性，为"无韵之《离骚》"提供了充实的论证。其一，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在写历史中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二，"传畸人于千秋"，畸人即奇人，就是塑造奇节异行之人的光辉形象留于后世；其三，"不拘于史法，不圃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也就是按意之所至，情之所触，驰骋为文，突破史法的规范，写出富有文采和感染力的文章。因此所写游侠、屈原、贾谊等等各色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打动了读者。
在司马迁笔下，人物个性鲜明，一个个呼之欲出。像项羽的叱咤风云、刘邦的豁达大度、吕后的刚毅嫉妒、樊啥的勇猛粗旷、叔孙通的阿说逢迎、公孙弘的诈伪饰智、周勃的木呐厚重、陆贾的风流调悦、石奋的恭敬醇谨、韩安国的圆滑世故、张良的策谋、陈平的奇计、李广的善射、张汤的残酷，以及古代人物如信陵君的谦恭、茵相如的智勇、廉颇的忠诚、苏张范蔡等策士的智辩、屈原的志洁、荆轲的悲壮等等，各色人物都有极成功的刻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迁能够"言人人殊"，如张释之是厚重之人，就"还他一篇厚重文字"，万石、张叔是醇谨之人，"遂还他一篇醇谨文字"。总之，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各具风采，他写谁像谁。司马迁的笔力如此非凡在实录史事中带有文学创作的成分，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若将《史记》人物传记当作小说读，视历史情节为虚拟的艺术，那就不免于偏颇。明清人评点《史记》的写人艺术，着重是写实的艺法探讨，这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传统。《史记》对中国小说影响极大，说明司马迁写人艺术的成功，为后世小说家所师法。中国古典小说，人物传记性、故事性极强，正是受《史记》影响所致。但是不能倒过来说，《史记》就是一部小说①。历史与小说之间岂能划等号？金圣叹将《史记》与《水浒传》并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