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氏对二者的区别也是径谓分明的。前引他的《读第五才子书法》说，《史记》妙处，《水浒》己是件件有。紧接着金氏有这样一段话：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固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这里所说的"以文运事"，即用文学手法写入写事；"因文生事"，即文学家的虚构创作。《水浒》酷似《史记》却不是《史记》，也就是《水浒》师法《史记》创作人物，而不是师法《史记》写实有人物。金氏的评点是何等的深刻。此可为当今时贤研究《史记》人物形象性的座右铭。如果把《史记》传记人物与当代文学形式来比拟，可方之于报告文学，而不可比拟于短篇小说。从报告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史记》的写人艺术，不仅可以为文史两界的研究者所接受，而且也才能真切地体会司马迁的写入艺术，从中获取艺①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注中指出，司马迁创立纪传，"发愤著书，辞多寄托"，具有"体史而义诗"的特点，与鲁迅的定评大旨略同。
术借鉴的营养。如果《史记》人物皆为司马迁创作，"削高补低皆由我"，怎能显出他"以文运事"的大手笔来呢？
"以文运事"，就不是单纯的吏笔记事，而是史笔与文笔交融。单纯的史笔，如同《春秋》笔法，记事如断烂朝报，用以载人，只能记载事迹功状，如同履历表，或生老病死帐单。这种档案历史没有文采与文学，便无法流传。所以清人章学诚说："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又说："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①司马迁"鄙没世而文来不表于后"①，也正是这个意思。文笔记事，则有文采，用以写入，则有文学。而文学要求有细部的描写和刻画，有时还需要淋漓尽致地泼墨渲染，烘托气氛，这就带有创作的成分。《史记》写人物史笔与文笔交融，在个别篇章还留下明显的分野痕迹。如曹参、周勃、樊哙、祁商等人传记，写战功就录自功状，基本为史笔。写轶闻琐事以及典型生活事例部分，则是文笔。例如曹参饮酒不视事，与惠帝问答，就是以文笔叙事，用以刻画人物形象。《史记》中的细节描写，也还有增润生发，或移甲作乙的事例。例如《左传》中伍尚说的话，在《史记》中变成了伍员的说话。这是为了刻画伍员叛逆性格的需要。《史记》中带创作性质的细节描写不胜枚举。
但是"以文运事"的细节描写，并不等同于小说创作。今人引入"艺术辩证法"的概念，对此作了超越前人的分析。宋嗣廉在《史记艺术美研究》一书中专有一章"《史记》的艺术辩证法"对此作了深入分析。所谓"艺术辩证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普遍真理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其基本特点就在于能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描写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合乎规律发展的历史过程"②。宋嗣廉运用这一理论探讨了《史记》的"实录与想象"、"多样与统一"、"共性与个性"等特征。作者认为，司马迁在"考信"史实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通过"人情合理想象"，"称量以出之"，加以"文饰"，这不能与小说虚构相提并论。因为"人情合理想象"，它以"考信"的史料和采访得来的轶闻为基础，对不足部分作出补充，或表达作者的体验。即"这个想象只能局限于对历史人物人情的'遥体'，对历史事件事势的'悬想'。它与历史小说等文艺作品的构思之不同处，在于它不允许作者离开真人真事去对史料作综合与虚构。"最后，作者通过一系列关于"考信"、"揣度"、"文饰"、"轶闻渲染"等的实例分析后指出："《史记》的"实录"除了包括'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之外，还包括'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特点在内""相反，那种把'实录'只理解为承认客观事实的看法倒是不全面的。"③显然，"艺术辩证法"的分析方法，比"以文运事"的概括又前进了一步。运用"艺术辨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前人史传文学的实践，把握的关节在于"人情合理的想象"与"称量以出之"。离开这个"度"，那就是小说虚构。今人钱钟书、郭双成等人的研究，对《史记》的合理想象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钱钟书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必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① 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在《汉代文学家》一章中说：《史记》是"一部最伟大的创作，不仅可作史书读，实可当作一部小说读"。胡怀环等《史记选注·序言》径直说《史记》"绝象是现在的历史小说"。① 《文史通义·史德》。
② 司马迁《报任安书》。
③ 《史记艺术美研究》第72 页。
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①郭双成在其所作《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一书中也设有专节谈《史记》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作者认为："通过想象对历史基本事实在细节上作一些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了想象，也便没有了描写的具体性，所以这种情形却反而给《史记》的人物传记增添了无限的文学的光彩，可以更好地具体揭示出特定的人物的性格特征、面貌和心理。"②这些见解告诉我们，对于《史记》中的某些细节描写，可以认为是司马迁运用合理想象对生活真实的一种补充、复原，也就是一种摹写，它是有别于小说虚构的。例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与陈稀在庭中谋反语，这一情节当时无窃听器记录，又无第三者在场，司马迁何缘得知？有的论者以此提出问题，认为是司马迁"故作疏漏"，照抄"汉廷狱案"以明淮阴侯不反，或者视为小说虚构，均不可取。当时虽无窃听记录，但陈稀举兵可要借此来煽动部属，史公用笔简炼，只不过没有记载过程就是了。在两造均无史料证明的情况下，视为史公对轶闻传说，或照"汉廷狱案"所作的合理想象，似乎要合理得多。
综上所述，对《史记》的文学性界定，必须分层次。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说，司马迁无疑是一位语言大师，用五十二万字的篇幅，写出了近三千年生龙活虎的历史，而且"逞辞流离"，所以司马迁是历史家，也是文学家。从文章技巧立论，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下华，质而不俚"，是一位散文大家。从写人艺术来看，司马迁开创纪传文学。将历史人物写得形象生动，尤其是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反映了社会现象，有的达到了一定的典型化程度。司马迁写人，在实录的基础上进行了形象化的塑造，不单写人物事迹，而且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灵魂，同时还寄托了作者的爱恨和生**验，也就是"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史记》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超越了历史人物本身的价值而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和文学人物。很自然地，司马迁不仅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文学家。那么，他写人的艺术和经验，就值得认真总结和抉发了。这里必须指出，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史记》中许多人物传纪只是一般史笔或散文技法，不能算是写入文学。例如十二本纪，项羽、高祖两篇文学性最强，其次为吕太后、秦始皇、五帝三篇，其余各篇都是一般史笔。又如列传中，《伯夷列传》、《管晏列传》，是夹叙夹议的散文笔法，作者寓论于史，表现某种理性思维，而并未着眼于人物形象塑造。民族史传，则更是重在叙事。那些重点刻画了人物性格的篇章，也只有细节的创作，而并无主干的虚构，各篇文学意味的浓淡，由于受到历史资料的制约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别。例如《孔子世家》，司马迁引载《论语》材料，一一作了时间和场景的定位，形成连贯的史料，可以说这已超出了细节的改写，而是进行写人的文学构思，但它并不是虚拟的史事。最典型的莫过于《项羽本纪》中所写鸿门宴，刘辰翁评曰："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①"模写"二字用得十分恰当。所谓"模写"，即作者进入场景，带着目击者的意态以文学之笔写出。人物坐位的细节描写，惊涛骇浪的氛围渲染，均为写人而设，写史则不需要。樊哙撞军门，怒目视项王，头发上指，则是运用了夸张的笔① 《史记艺术美研究》第81-89 页。
② 《管锥编》第1 册第166 页。
①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第283-284 页。
法。尤其难得，司马迁不是用全知叙事的史笔，而运用了明清小说才出现的限制性叙事笔法，所以鸿门宴上的人物对话，切合说话人的身分及个性。鸿门宴的写法形似小说情节，但绝非虚构的小说之事，它是对真实事件的"模写"，亦即真实的再现。司马迁展示的人物图画，是高级的艺术摄影，而绝不是构想的油画创作。讲《史记》的文学成就，必须加上特定的界说，才能概念清楚。所谓界说，就是确定讨论的依据和标准。立论者的角度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界定，但必须有界定，才能进入讨论，这是无须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