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陈时政的色彩。所以清人周济说："是知八书用意，专在推明本始，著隆替之效，以垂法后王。"①4.三十世家的内容。
《世家》编年记事，在体例上与《本纪》没有什么区别，但载述的历史内容和义例则不同。《本纪》载朝代帝王，《世家》载拱卫主上的"藩辅"诸侯，以及破例为体，值得注意的是，《世家》总体以时代为序，同时具有以类相从之义。吴太伯至郑世家共十二篇，载周初所封诸侯，其始祖皆周室屏藩之臣，又有德于民，子孙享其德泽为诸侯。赵、魏、韩、田敬仲四篇为一组，载战国之世以暴力篡夺而得诸侯的事迹。孔子、陈涉、外戚三篇破例为体，打破时代序列相并为一组，破例之义，已详本章第一节"五体结构"中，这里从略。汉代诸侯世家，宗室与功臣分列，这都是很明显的义例。周初十二诸侯，《世家》篇目序列与《十二诸侯年表》序列不同，对照如下：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二诸侯年表》序列吴、齐、鲁、燕、蔡、陈、卫、宋、晋、楚、越、郑--三十《世家》序列《年表》反映春秋之世的霸政，以诸侯强弱为序，周列第一栏，尊天下共主；鲁列第二栏象征以《春秋》当一王之法，故周、鲁均不在十二之数中。鲁后为齐、晋、秦、楚、宋，即春秋五霸序列。吴殿后，示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这些都是春秋笔法。《世家》按诸侯始祖与周之亲疏关系和开国时功劳大小排列，象征诸侯夹辅周室，所以与《年表》序列不同。司马迁嘉吴太伯之让国，故列为第一，褒扬让德，维护大一统。此外，《年表》中无越，有秦；而秦先公先王破例为体，列入《本纪》，使秦史得以连贯载述，故《世家》中无秦。
①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从三十《世家》的内容和序列义例来看，它所表现的"通变"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显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与全书的主题和创作宗旨是一致的。
5.七十列传的内容。
七十列传有四种类型：（1）专传，（2）合传，（3）类传，（4）附传。专传指一人一传，二人以上为合传，以类标题为类传，凡未入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传皆有附传。正传与附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并非附传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戚友；重要附传人物为事类相从。七十《列传》载正传人物一百四十人，附传人物九十二人。附传人物要多于正传人物，九十二人只指事类相从的附传人物。孔子弟子七十七人。总计三百零八人。类传人物古今同传，以类相从。合传与类传为同一类型，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物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在连类相及时，合传与类传相通。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一篇先秦的"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可以看做是汉代的"黄老列传"。这两篇合传均可视为类传。"类"的含义是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扩大了人物个性所代表的意义。"类"是司马迁写人物史传的核心思想。七十《列传》的总体系列，合起来看，它正是司马迁选择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典型来反映历史发展的大势罢了。所以七十《列传》每一人物，既是个人的历史，又不是个人的历史，而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所以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生动，史事剪裁从属于形象塑造，因而光辉灿烂，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七十《列传》总体序目，基本以时代为序，但以类相从义例也极为明显。如战国四公子排列在一起，苏秦与张仪蝉联，都有以类相从之意。吕不韦、李斯、蒙恬与刺客四传为一组，序辅佐秦国兴起的人物，他们的特点是注重暴力权诈取天下，固轻百姓力，都不得好下场。刺客一篇是类传，应排在循吏之后，而司马迁有意穿插在辅秦人物中间，这是对比见义，表现了司马迁反暴政的思想。刺客都是反暴力的人物。白起、王翦两人有大功于秦，白起冤死，王翦善终，因白起坑降，王翦却无此暴行，所以两人合传以示对比。白起坑降不同于李斯、蒙恬的轻暴百姓，故司马迁将王翦前置白起传，以使两人的传记与李斯、蒙恬留下距离，表示区别于暴政人物。循吏、汲郑、儒林、酷吏四传作两两对比。循吏传无汉代人，酷吏传无汉以前人。汲郑古朴耿直而不喜儒，武帝倡儒学而多用酷吏。司马迁用这样的强烈对比来讥刺武帝的政治。总之，七十《列传》序列看似杂乱，实皆有深义寄托。首篇《伯夷列传》，是唯一的三代人物入传。此传以议论为主，可称之为论传，它是七十《列传》的总论，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的高风亮节为议题，颂扬"奔义"、"让国"，谴责"争利"、"争国"；同时借《采薇之歌》充满的怨情，对天道质疑，强调重人事。本传和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可以说是前后呼应的两篇史论，一为引言，一为总括全书要旨。
《史记》五体，以七十《列传》的内容最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具有非常广阔的社会面。历史人物除了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各色英雄豪杰之外，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猎户、妇女等等，凡在人类活动中起过作用的人物都叙入史中。时间从上古到当代，地域从中原到八荒。司马迁不仅把周边民族纳入史传，还把大宛等外国民族纳入史传，使《史记》具有古代世界史的意义。七十《列传》内容如此丰富，表现了司马迁历史观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总括五体所载内容，本纪侧重载述朝代兴亡及政治演变大势；表侧重阐发历史发展的阶段大势；书侧重探讨天道观和典章制度的演变，并指陈时政；世家侧重表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的诸侯；列传侧重记载各色人物活动对历史的贡献，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几种体裁相辅为用，相得益彰，融合为一个整体，载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蕴藉着深刻的历史哲学，从而构成了博大思精的体系，使《史记》成为饮誉中外的名著。
6.通古今之变的原则和基本方法。
司马迁从"变"的观点出发，对古今关系，基本原则是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这两个原则的共通精神是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上下贯通近三千年的历史。而五帝三代两千多年的古代史只写了五帝、夏、殷、周、秦五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韩非、司马攘苴、孙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个人物列传，共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书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个民族史传。总计写古代史的篇目为三十四篇，十余万字。可是仅百年汉史就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者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过了半数。统观全书，《史记》特详四个段落的历史：
（一）西周建国史；
（二）战国之世的变化历史；
（三）秦汉之际的变革历史；
（四）武帝建元、元封之间的变革历史。
这四段变革历史加起来不到三百年，仅占近三千年历史的十分之一，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叙三千年历史，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变革之世的三百年历史就要占近四十万字的篇幅。例如一万七千字的《周本纪》，二百多年的西周史约占三分之二的篇幅，而五百多年的东周史只占三分之一的篇幅。西周部分又特详文王、武王及周公辅成王这一段建国史。详变革历史而略升平之世，这就是详变略渐。详变略渐，突出了"变"，使历史的叙述，重点突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①详今略古与详变略渐这两个原则，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是着眼于现世和未来，以古为鉴。司马迁引贾谊《过秦论》为《秦始皇本纪赞》，对详今略古和以古为鉴的意义作了理论概括。其言曰：野谚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这鲜明地表现了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当世的需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三者互相参验，用以"察盛衰之理"，找出治乱的规律，从而"审权势之宜"，采用合理的统治方法，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司马迁本人"通古今之变"的理论集中在十表《序》中。例如《六国年表序》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讲的是详今略古，取法后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讲的是剧烈变革之世的历史应该很好总结。《高祖功臣① 《味隽斋史义》卷一。
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绵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一方面讲以古为镜，一方面又讲古今不同，不可混同古今，表现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司马迁特别重视对秦朝历史的总结，就是为汉世作镜子的。
为了探寻古今社会的治乱规律，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最突出的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一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
"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把握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就是在兴旺的时候，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个长河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要洞悉它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作贯通的研究，还要划分段落来考察。前一段历史是后一段历史发展的原因；后一段历史是前一段历史发展的结果。《史记》五体基本内容是按时间的顺序排列的，这就清楚地表现了司马迁贯通的历史观点。在贯通的历史叙述中，对古今的详略层次划分段落，详变略渐，把握"变"的规律，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前述《史记》五体的历史内容，十二本纪和十表极为鲜明地表现了司马迁这一方法，不再复述。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研究方法，建立了古代的历史年代学，将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具有把历史叙述引向科学化轨道的重大意义，应当认真地研究。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空前的创造，是那个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
关于类传、合传，既是编纂方法，同时又是研究方法，司马迁的创造对于编纂方法的贡献，前已述及，这里补充从研究方法角度看类传、合传的价值与意义。
类传、合传，以及七十列传排列中的以类相从，目的就是作历史的纵横比较。例如《仲尼弟于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儒林列传》等等一系列合传、类传，把古今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分合源流，线索分明。《孟子荀卿列传》，既概括了战国时百家学说的轮廓，是一个类传，但它用合传标目，又突出了孟荀两派儒学是这一时代的主流。《老子韩非列传》，又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把法家韩非、申不害与道家老子、庄子排在一起，表明两家学术有渊源。韩非就有《解老》、《喻老》之作。《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认为贾生壮志不酬，具有与屈原类似的遭遇，将两人合传，警醒世人记取历史悲剧的重演。《扁鹊仓公列传》，则讲的是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总之，类传、合传的创造，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一种方法。这方法是在历史类比中强调以古为鉴，无疑这也是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