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完稿后，司马迁对全书的史事内容和研究方法，作了极其精练的揭示。《太史公自序》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概括上述内容，可得知《史记》创作宗旨有四点：（1）"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总括古今一切人间社会史事，考治乱之源。（2）究"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即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展现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汉代流行天人感应学说，自然要给司马迁的思想打下时代的烙印，而究"天人之际"，但同时也讲自然和空间，划分天人关系。"承敝通变"，即"通古今之变"，讲人类社会的兴衰起落是随时间的流逝而演变。司马迁要捕捉的就是这一个"变"字。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就是在古与今的时间流变中不断演进。（3）确立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系。司马迁认为运行无穷的历史，并不只是帝王的政绩，那些"辅弼股肱之臣"的言论行事不应泯没。他在《史记》中创作了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来记载众多的人物。（4）"拾遗补艺"，创一代典籍，继《春秋》之后"成一家之言"。总括起来就是：司马迁要完成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包容百科全书知识的通史。内容决定形式，纪传五体结构的创作能够容纳大量的历史素材，能够完满地体现司马迁的创作意图，于是应运而生，才被司马迁创作出来。我们在第四章讨论了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创作宗旨，在第五章讨论了司马迁答壶遂问所阐述的作史义例，这里所概括的是司马迁在创作过程中发展本始计划所实际完成的内容，前后对照，可以看出司马迁思想发展的脉络。关于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思想，本书将在第八章中详论。这里集中讨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史记》五体通变的历史内容。先谈五体通变的历史内容。
1.十二本纪的内容。
十二本纪编年记正朔，以王朝为体系，反映朝代变迁大势。司马迁考察王迹兴衰的历史，详略有别地区分时代大势，作为认识历史的纲纪。十二本纪划分历史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帝、夏、殷、周等四篇本纪写上古史，合称五帝三王，中心是表现儒家宣扬的"德治"政治的兴衰。《五帝本纪》突出记载了尧舜的禅让，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司马迁总括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这"明德"二字就是司马迁对五帝三王政治的点睛之笔。秦、始皇、项羽等三篇本纪写近古史，中心表现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霸政兴衰的历史。汉代诸帝等五篇本纪写今世史，中心表现汉家得人心归附而兴起。刘邦宽仁，战胜了暴虐的项羽而有天下。吕太后"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又说："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汉家以力取天下，承袭秦制而无为，带着道家的色彩，是德力结合的政治。今上汉武帝外儒内法，以多欲取代无为，时势又为之一变。汉兴，隆在建元，由于过度使用民力，在汉武帝鼎盛之时己显露出衰败的端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可以从十二本纪的王迹兴衰变迁中总结出规律来，那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着事势的发展。在司马迁笔下展示出德与力两种政治的对比。秦国两个本纪写取天下"得之难"与"失之易"的对比；项羽、刘邦两本纪写强弱转化的对比，都是民心向背起了根本的作用。《史记》以人为中心述史，本纪的勾画，正是全书的著述大纲。
2.十表的内容。
《十表》编年与《十二本纪》互为经纬，划分时代段落，展现天下大势，亦为全书纲纪，两体篇目均按年代顺序排列。年表编年进一步以时代变革划分段落，打破了五朝体系，揭示天下大势更为明晰。《十表》明确地划分古代三千年史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个时期。上古史表分为《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两个时期，近古史表分为《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两个时期。汉世诸表为今世史表，一个时期。司马迁在表前作序，交代简括的历史内容和分期义例。撮述之如下。
（1）《三代世表》，起黄帝，讫西周共和，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朴时代。
（2）《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讫孔子卒①，即公元前841 至前476 年，表现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
（3）《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讫秦二世之灭，即公元前475 一前207 年，表现暴力征伐得天下的战国时代。
（4）《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讫刘邦称帝，即公元前209 一前201 年，详著月表以表现五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剧烈变革时代。从秦亡至西汉统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陈涉发难，共八年。
（5）汉兴以来六表，分类条析，表现大一统的今世时代。《史记》十表是司马迁的精心之作，它以经纬纵横的形式表现天下大势，又能把纷繁的历史内容纳入尺幅之中，使人一目了然。十表还以多种结构的形式表现笔法义例。十表的内部结构分为四种。《三代世表》谱列五帝三代世系，以帝王世次为经，以诸侯世系为纬。表列五帝三代世系，而篇名只称"三代世表"，不命名为"五帝三代世表"，义例有三：（1）五帝禅让，是传代，不能用"五帝世表"之名；（2）五帝时代，系传说之史，世系不可确考；而三代称王以后的世系明晰，故用"三代世表"之名，示意三代称王以来的世系才较为可靠；（3）代世系长远，皆出自黄帝之后，表名三代，追溯五帝，皆出黄帝之后，以观百王之本支。《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主年表》以年月时为经，以国为纬，表现自西周以来诸侯分封以及兴衰发展大势。《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是分类表现百年汉史一个时期的历史，故以国经而年纬，以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年经而人纬，观君臣之职分。十表内容不仅表现天下大势，而且紧密地与本纪、列传互补，凡传之不胜传而事实又不容尽没的历史人物，则载于表中。由于十表结构的特殊和文字简明，所以它容纳了大量的历史内①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容以资考证，并且是联系纪传的桥梁。
十表上下贯通构成一个有机的系列。分开来看，每一个表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变化和特点，合起来来看，便反映了上起黄帝，下讫太初首尾三千年间巨大的历史变化。每一篇年表的序文都是精彩的史论，它概述某一阶段的历史特点，阐明分期的理论。《十二诸侯》和《六国》两个年表的分界点是周敬王之卒与周元王之立，古代用王公记年，这样划分便于史事叙述，但分界的用意则是"孔子卒"，《十二诸侯年表序》作了明确的交代。司马迁鉴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以一代伟人的凋落作为时代的分界点，这当然是不科学的。但司马迁注意到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巨大变化，这才是他划分时代断限的依据。而且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具体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家，用以表现历史之"变"，并以表的形式来揭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把他作规律性探讨历史的卓识远见鲜明地表现出来。他又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等大事变作为分期断限的临界点，这是十分光辉的思想。明白了司马迁的时代断限，是我们研究《史记》的一把钥匙。
司马迁划分历史断限的光辉思想也是有继承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学说都在探讨治乱的根源，对历史发展的规 律作试探。《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儒家学说的观点，认为尧舜时代为大同之世，三代为小康之世，春秋以来为乱世，历史的发展向着衰败的方向演进，要治天下就得法尧舜，妄图把历史拉回到西周的时代。《韩非子·五蠢篇》记载了法家时移世异的进化论历史观，并有明确的上古、中世、近古、今世的提法。西汉时的《春秋》公羊学大讲《春秋》十二公，并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阶段。同时又流行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等循环历史观。这些无疑都是司马迁所继承借鉴的历史思想资料。但是，在司马迁以前的百家学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仅仅停留在思辨哲学的猜测和囫囵的描绘上，而司马迁却第一次用叙述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作出了明确的断限划分，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春秋》亲近疏远的笔法，在司马迁手里发展为详今略古法后王的历史观，当然这也受到了荀子法后王思想的启迪。但司马迁更进一步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而"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何必；日闻？"①把总结当世历史提到了首位，这确是独步当时。
3.八书的内容。
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这是司马迁认为的经国大政，故列专题载述。由于礼、乐、兵三书亡缺，补缺者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补缺（依司马贞说），足八书之数，故今本八书中无《兵书》。补缺者又摘取《荀子》中的《礼论》及《议兵》补《礼书》，摘取《礼记·乐记》补《乐书》。补缺者既取成书补亡，示己不妄作，可证礼、乐、律三篇篇首"太史公曰"云云，当是补缺者搜求的史公遗文，文法语气也直是司马迁手笔。也有人认为今本礼、乐两书是司马迁草创之作，本未亡缺。但这两书正文既经考明为摘自《荀子》、《礼记》，则无论是补缺者所补，还是司马迁自己草创，均不得作为司马迁思想加以引证。关于两书① 孔子车于公元前479 年，因年表用周历纪年，而周敬王卒于公元前476 年，故年表下限的绝对年代延伸了三年。司马迁在表序中特作交待说："自共和讫于孔子"，示意年表断限以一代伟人孔子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临界点，表现了司马迁杰出的历史断限的观点。
真伪，姑置不论，这里讨论八书的总体内容及序列，以见司马迁"一家之言"的微意。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了周武王克殷后咨访箕子，请教治国方针，箕子答以九条，其中第三条讲国家八政，序列如次：一曰食，二曰货，三曰把，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段记载是录自《尚书·洪范》，它反映先秦儒家的八政观念，民以食为天，故食货居首。司马迁认为礼是维系等级秩序的制度，为治国头等大事，所以论礼，列为八书之首。礼乐相辅为治，故《乐书》与《礼书》蝉联。《洪范》八政内容，在八书序目中的反映，"食"、"货"对应"平准"，"把"对应"封禅"，"司空"对应"河渠"，"宾"对应"礼"'乐"，"师"对应"兵"（即"律书"）。
《洪范》八政的司徒、司寇在八书中没有反映，然而在列传中有对应之篇。"司徒"对应"儒林"，"司寇"对应"循吏""酷吏"。同时《史记》中"货殖列传"亦为食货之事。对应只是一种近似的比较。总之，《洪范》八政，在《史记》中均有反映，表明司马迁把国家大政纳入历史学考察的范围，专列八书系列开后世政书之先河。内容和序列的调整，表现了司马迁的史学观点和国家大政的轻重序列。班固《汉书》十志，序列为律历、礼乐、刑、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严密，发展了司马迁的史学，这是应当揭明的。班固还把职官纳入了史学范围，创《百官公卿表》以载其制。
八书以《平准书》殿卷，讥刺汉武帝与民争利，寓有浓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