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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愤著书

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①;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①;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赢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②,"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③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④。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⑤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⑥。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⑧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⑦。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① 《孟子》卷七《离娄上》。

    ① 《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② 《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

    ③ 《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赞》。

    ④ ⑧《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赞》。

    ⑤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⑥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赞》。

    ⑦ 《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赞》。

    而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①又说:"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③那些一遇侮辱就轻身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前已述及,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要让它闪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所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司马迁引述的这些古人的事迹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例如韩非的《说难》、《孤愤》作于入秦之前,吕不韦的《吕览》写成在放逐之先,这都是《史记》在他们的本传中明白地作了记载的。司马迁感情激荡,波涛滚滚,一泻而下,笔随情至,些许矛盾,也就不去计较了。也可以说,这是故为破绽以抒愤,旨在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成为"一家之言"。司马迁终于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司马迁的人格是崇高的,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这一认识不但激励了自己,而且也启迪着后人深思。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体大,指《史记》的五体结构和系统性;思精,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进步性。《史记》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囊括中外,贯通古今。它上起黄帝,下迄太初,汇总古今典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通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创新。

    ① 《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