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地活下来，所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就这样，司马迁选取了以腐刑代死的抉择。
2.司马迁受祸合于法而不合于情，是一场冤案。
如何看待司马迁受刑，我们必须尊重事实立论，他的《报任安书》是最权威的事实依据，还有《汉书·李陵传》作佐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此时距司马迁受刑的天汉三年已六年，可以说是司马迁痛定思痛的回顾，完全是真实可信的。李陵降敌是出人意料的，司马迁和汉武帝都没有估计到。在李陵案前，司马迁是"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常从巡武帝，君臣之间，鱼水相得。尽管在政治上，司马迁的认识与汉武帝的行事有分歧，他作为一个实录史事的历史家，批评了汉武帝的"多欲"和"无限度"的外征内作，但本意是出于忠心，目的在于敲警钟，他又没有上陈政见来反对汉武帝，所以两人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再说汉武帝，他是一个刚毅志骄的雄主，哪能容得下阻他"鸿图"的人！汉武帝诛杀大臣如同草芥，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岂能挡他的"鸿图"？司马迁自己并没有认为汉武帝要借机惩治他，因此那种"长期政治分歧、矛盾积累的总爆发"的看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司马迁是否"坐举李陵"，并犯有"诬罔罪"呢？《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但这只是卫宏的推论，因为《报任安书》和《汉书·李陵传》都无司马迁举李陵事。《报任安书》特别慎重交代了司马迁与李陵"趣舍异路"，并无特殊关系，所以司马迁觉得冤枉。司马迁是怎样被定罪的呢？《报任安书》说：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汉书·李陵传》作了更为明晰的记载：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今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两书记载十分明确，司马迁之被定罪，不是"坐举李陵"，而是"沮贰师"，"为陵游说"，最后被阿顺上意、深文周纳的酷吏们定为"诬罔"罪的。司马迁只是"推言陵功"，在言词上没有触及贰师，因此说他"沮贰师"法律上不成立，它只能是阿顺上意的朝臣们的叽叽喳喳。"气为陵游说"，顺理成章，但在汉武帝未族灭李陵之时，亦不便给司马迁加罪。因此司马迁受祸是受族灭李陵家的株连，此时定为"诬罔"罪，可以说是"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了。荀悦《汉纪》正是这样记载的。荀悦说，司马迁上言陵功，"上以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如何评价司马迁受刑，弄清他的受刑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荀悦的说法是否有根据，尚需作一番考证。
李陵败降匈奴在天汉二年十月。司马迁受祸在天汉三年，《太史公自序》言之确凿："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所谓七年，是指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因这几句话是上承太初元年"论次其文"而说的。汉武帝族灭李陵家，《资治通鉴》编年系于天汉四年正月汉兵大出击匈奴之后。其依据是《汉书·李陵传》，"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这是司马光推断失误。天汉二年十月到天汉四年正月，恰好一岁有余。其实天汉二年十月到天汉三年十二月已是一岁有余。再看，天汉四年正月大出征，兵分四路，计步骑二十一万。四路将领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因■将军公孙敖、游击将军韩说、强弩将军路博德。贰师将军李广利率步骑十二万为主力。如果这次出征是为迎接李陵而战，因主力是李广利，应当说是"上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深入匈奴迎陵"，而不应记载为公孙敖。汉军在天汉四年一月天寒地冻之时大规模出征，合理的逻辑只能是汉武帝族灭李陵家这一政治事件的必然发展。按汉武帝的心理，应当是迎接李陵不成，怒而族其家，并大发兵击匈奴，必欲战败匈奴雪天汉二年之耻，并捉拿叛徒归案而后快，所以才给李广利以如此重兵。此役在天汉四年正月，正可反证族灭李陵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岁末决狱大辟亦是常法。很自然，司马迁被株连受腐刑亦当在天汉三年十二月。
司马迁同情李陵，鄙视李广利，他为了"塞睚眦之辞"而怒而愤而敢言，表现了一个正直史家的高尚情操，千古而后犹正气凛然。可以想见，司马迁推言陵功，语言必激切，语气带夸张，如"仰亿万之师"、"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举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等等，写《报任安书》时犹运于笔端。司马迁欲尽"拳拳之忠"，"以广主上之意"，未免过于天真直率，带着浓厚的书呆子气。满朝文武委过李陵，是为贰师解脱，而司马迁偏偏渲染李陵苦战之功，既不顺从汉武帝之意，便是不从流俗，违拂众怒，所以论罪"诬上"，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了。尤具讽刺意味的是，汉军迎陵不得，匈奴单于"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其家被族，司马迁的"诬罔"罪就足以成立了。
这一点，司马迁本人亦未作辩护。《报任安书》说："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又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马迁把李陵降敌"聩其家声"与自己受腐刑"重为乡党戮笑"，相提并论，既是纪实，也是无以辞其责的苦闷写照。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陵的降敌作了进一步的批判。他说："单于既得陵，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司马迁既明且哲，熟读《春秋》，而身不免于刑戮，从礼义上说，他亦未能尽守《春秋》之义，忠于主上而未能顺从主意。也就是说，按封建**主义的法律义理，司马迁蒙受"诬罔"罪是"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司马迁推言陵功，说他杀敌过当，其功可以抵过，还是中肯的，汉武帝族灭其家更是残酷无情的。言事者说陵母妻子"无死丧色"，更是莫须有的胡说八道。**者欲加臣民以罪，何患无辞！但李陵兵败降敌，成了叛徒，这个案是不能翻的。司马迁为李陵辩降，这个短我们也不必讳言而曲为之开脱。
依上所述，司马迁受祸合于当时的法理，但不合人情，仍然是一场冤案。因为"诬罔"罪是以言论定罪，并无客观标准，有罪无罪完全在人主的喜怒之间。汉武帝时代有腹诽之法，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绝伦，但在绝对君权时代却又是天经地义的。以言论定罪是**主义的特征。按理，以言论定罪应以主观动机为准绳。而司马迁的劝谏，主要用意并不在替李陵辩降，而是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讲了事实真象，希望汉武帝应公正地对待将士的成败；主观动机，则是宽武帝之心，尽"拳拳之忠"。可是事情却走到了善良用心的反面，司马迁的言词刺痛了汉武帝的心病，这位"圣明之君"一下翻过脸来，全不看他多年侍从尽职的分上，"卒从吏议"，使司马迁遭受腐刑的奇耻大辱。所以，从情理上说，这又是一场冤案。尤其是面对李陵降敌这个事实，司马迁有口难辩，所以他极其沉痛地说："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又说："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司马迁身受刑辱，心蒙冤抑，而口却不能道，世人不理解，他那正直而纯结的心灵陷入了绝境的痛苦之中，那该是多么的屈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