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得出结论：② 司马迁与壶遂的问答载于《史记》卷一百二十《太史公自序》，以下不再注。"《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很明显，司马迁把史学的教育宣传和改造人的作用，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春秋》不是一部简单记载历史事件的流水帐，而是一部对全社会各色人都离不开的政治道德教科书，是纲纪人伦的哲学书。每一个人都需要它，就如同需要布帛五谷一样，简直不可须臾离开了。这是第三层。
以上三层，层层递进，充分说明了《春秋》是孔子修成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寄托，是治世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看法来自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①。在西汉，"春秋公羊学"成为官方的最高哲学著作，指导统治的理论基础，自然引起司马迁极大的重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评价孔子修《春秋》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一生功罪系于《春秋》，这也是公羊家的观点，司马迁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过是借孔子修《春秋》以明自己的述史之志，也就是司马迁一生功罪也系于此了。很明显，司马迁是借题发挥以阐述《史记》的大旨。《春秋》被宋人讥为"断烂朝报"，价值没有这么高，而《史记》通过对古今人物史事的全面褒贬，惩恶劝善，恰然是这样。
2.《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述史，颂扬大汉威德。
壶遂，西汉著名的天文学家，官至詹事，职掌宫内皇后、太子事务，秩二千石。汉武帝打算用壶遂为丞相，会病卒，司马迁深深惋惜，称他是"深中隐厚""内廉行修"的君子。太初元年时，壶遂尚为中大夫，为待从皇帝左右的谏官，秩千石，相当于古制上大夫，所以司马迁在记述中尊称为上大夫。壶遂听了司马迁关于史学"刺讥"的作用后，表示了至交长者的关切，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提问。壶遂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壶遂的意思是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孔子才作《春秋》拨乱反正，留下议论来裁断礼义，当作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圣明的天子，下面得以尽职，万事俱备，都各得其所，先生要论著的，想要阐明些什么呢？实际上壶遂是委婉地提出警告，效法《春秋》著书，岂不是把今天的太平盛世当作乱世了吗？说明白点，述史刺讥，不能不触犯时忌。司马迁觉得壶遂的警告很有道理，他想起了父亲司马谈临终遗言关于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内容，认识到史学不只是"刺讥"，起礼义的法制作用；而且史学还有"颂扬"的意义，宣扬某种理想境界，净化人们的思想。《春秋》采善贬恶，推尊三代，以周室为榜样，不就是要树立一种理想的境界么！于是司马迁回答说：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里"唯唯，否否，不然"的应对，是司马迁对当时激荡情怀的描写和①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修《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又在《儒林列传》中说，孔子追修经术，"为天下制义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又说"故因吏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这些话头，明确指出孔子在道义上、纲常伦理上，为后王、后世立礼义之**，供人遵循。回味。直译语意为，"是是，不不，不是这样的"，表达的意思是："啊啊，你的话很对，史学并不完全是刺讥。"司马迁语噎而口吃的神态跃然纸上，这种激动情怀表示了对壶遂关切、警告的感谢，说明这场讨论很有意义，司马迁深化了对史学"颂扬"意义的认识，他在转述了父亲的话之后，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司马迁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译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司马迁在这段话里，把颂扬汉家威德的主题说得至为明白而中肯。客观上，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内政外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观上，肩负先人遗言的重托，且又身为史官，不能不载述当朝的圣明之德。"余尝掌其官"，尝，通常，为现任，或任职已久之意。"余所谓述故事"云云，司马迁表示了谨慎和谦虚，说明自己的写作只是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不敢比攀《春秋》创作，以当一王之法。实际是语意双关，表明自己效法孔子"述而不作"，一丝不苟实录史事。字面意义，"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而内里追步孔子，效法《春秋》的感情，更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综上所述，司马迁答壶遂问，是他在太初元年确定新的《史记》断限之际进行的一次理论探讨。实质是具体地阐明了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本始主题，即效《春秋》述史，采善贬恶，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的原则，并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同时颂扬大汉威德。这里，司马迁还没有表现出他的异端思想。因为，司马迁的异端思想那是受祸以后的事。也就是说，司马迁答壶遂问，阐述的是以《春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思想，凝练成一句话就是"惩恶劝善"。惩恶即是刺讥，劝善即是颂扬。史学的这两个功能以后者为主，所以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主要内容。它的进步性在什么地方呢？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有过如下评论：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有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记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于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①。刘知几肯定了"惩恶劝善"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一个优秀传统。司马迁推崇《春秋》，也是肯定这一个传统。所谓《春秋》的褒贬笔法，就是为了突现惩恶劝善。所谓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亦是为了惩恶劝善。固然这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秩序，但贬斥乱臣贼子，褒奖圣君贤相，也是古代人民的愿望。一个正直的史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实录，爱憎分明，也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献出生命。
① 参见本书前第三章第二节《受学于董仲舒》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