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什么？在司马迁时代，整个思想界还是一片朦胧的认识，司马迁本人也没有直接提出"史学"的概念。但是，在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头脑中，早已孕育成熟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史学思想体系，并且父子两代早已身体力行在实践中。司马谈已经为此耗尽了一生。当大初历颁布之时，汉兴已历百年，封建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封禅改历，举国欢庆。这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他在激动之中深感修史责任的重大，岁月磋跎，一种紧迫感也在催促自己要奋力写作。这时他想到了父亲的遗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
先人，即司马谈。司马谈认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应该有人继承孔子，宣扬清明盛世的教化，验证、核实《易经》所阐述的幽明变化之理，效法《春秋》述史，依据《诗》《书》《礼》《乐》来衡量一切。司马谈发凡起例，功业未就而与世长辞。如今这副担子落在自己的肩上，一定要实现父亲的遗愿而不敢推辞。司马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同制历的好友壶遂。于是壶遂向司马迁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①壶遂之间实质是委惋地问司马迁为何要作史，也可以说是把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司马迁答壶遂问，展开了长篇的大论。他认为史学应具有"刺讥"与"颂扬"两个方面的作用。"刺讥"的作用是为后人立法，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干预。"颂扬"的作用是描绘理想，展示对开明政治的向往。从司马迁回答的内容来看，着重引董仲舒之言，说明青年时期的司马迁是深受公羊学的影响。壶遂两次提问，司马迁两次回答，都作了恢宏议论，详载于《太史公自序》中。两次问对，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均是围绕史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下面分层论述。
1、《史记》效《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
壶遂问，孔子为何作《春秋》，司马迁作了三个层次的回答。首先，他认为《春秋》明世教以当一王之法。司马迁借董仲舒之言立论，以"余闻之董生曰"起论，既表现了自己的谦逊，更表明自己所发的议论是言之有据。董仲舒认为，孔子之时，周道衰微，天下混乱，而孔子四处碰壁，他知道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于是退而著述《春秋》，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时事的褒贬来表明看法，作为天下后世的是非标准。司马迁在转述董仲舒的话中又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说，孔子自己说过，与其空言论道，还不如因事见义更为显明，所以孔子借史事以论治国之道，通达周王之事。接着，司马迁直抒己见：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这段话中，"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两句是关节。上，指国家① 顾颉刚云："获麟，《春秋》之所终也，帝尧，《尚书》之所始也。谈既欲继孔子而述作，故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见《司马谈作史》，收入《史林杂识初编》。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执政者，《春秋》阐明夏、商、周三王之道以作借鉴；下，指广大臣民，《春秋》分辨人们行事的伦理纲纪以供遵循。说得直率些，这两句话就是说《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②。具体内容，司马迁列举了三个方面。第一，"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就是要求史学提供历史的范例，判别嫌疑，辨明是非，决断疑惑，用以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明确前进的方向。第二，"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要求史学鲜明地赞美善良，贬抑丑恶，颂扬贤人，谴责坏人，用以教育人们扬善抑恶，敢于与黑暗抗争，争取光明。第三，"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就是要求史学保存历史文化传统，载述已灭之国、已绝世系的史实，从中总结兴亡之理。以上一切，司马迁认为都是治国的大道理。这是第一层。
其次，司马迁认为《六经》皆为治国之书。他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这段话不用解说，转述成今语，意义十分显明。司马迁说，《易》这部书，是专门讲说天地四时与阴阳五行的，其作用是阐明自然物理的变化；《礼》这部书，是治理人们的纲常，其作用是节制人欲，指导人们的行动；《书》这部书，是记载先王的事业，其作用是指导政事；《诗》这部书，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其作用是表现风俗人情；《乐》这部书，是研究声音协调，快乐怎样兴起，其作用是发扬和气。《春秋》这部书，辨别是非，其作用是引导人们遵守道义。《六经》从不同的角度教化人民，陶冶性情，达到治国的目的。于是司马迁作了如下的结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义。
这段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中借孔子之口更鲜明地表达出来。其言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即《六经》。凡《六经》之学都是教化人们，都是为治国治世服务的。司马迁言此，表明"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史记》，即《太史公书》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它是比肩《六经》的思想著作，是统括天人关系的文化总和，尤其是效《春秋》宣扬道义，使人明辨是非。这是第二层。
再次，《春秋》拨乱反正，是礼义之大宗。这一层是司马迁答壶遂问的重点，高度评价《春秋》的治政作用，文长不具引，撮述大旨于后。
司马迁说，治理乱世，使社会走上正轨，没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他认为《春秋》这部书，虽然只有几万字，事例却有好几千，万事万物的分散或聚合的道理，都包括在《春秋》里面了。《春秋》书里记载着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例，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有他的国家，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它的原因，都是由于失掉了礼义这个根本，以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认为，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的人，只要熟读《春秋》，懂得了君、臣、父、子这四行的道德，就可防患于未然，使社会一切和谐；否则就要遭到各种不同的祸害。于是，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