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断限，《太史公自序》作了明确记载。其一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再则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两段话自相矛盾，因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于是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尤其是下限的争论，更是聚讼纷坛，它涉及很大一部分《史记》内容的真伪。
只要考察《史记》成书过程，《自序》所述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原来《自序》所载是两个计划。起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计划。起于黄帝，至于太初，反映历史大势从统一走向大一统，是司马迁修正《史记》断限扩大的计划。这两个计划在《史记》中有直接的证明。关于上限，《五帝本纪赞》作了明确的交代。司马谈起于陶唐，是效法孔子修《尚书》起于尧。司马迁调查、访问，参之史籍，修正为起于黄帝，反映黄帝之世开创一统，草创国家。我们看司马迁笔下的《五帝本纪》，黄帝之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部落战乱之世。黄帝屠灭了炎帝、尤，才统一了社会。《史记》所载三代天子，列国世家，追祖潮源，皆归本于黄帝，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延伸上限，打破了《尚书》载尧以来的局限，而又不突破"修德振兵"统一天下的黄帝这一极限，其用意是宣传大一统，寓意是深远的。
唐司马贞和宋欧阳修两位史家未究司马迁之史识，对《史记》上限起于黄帝提出了补遗与批评。司马贞越俎代庖，替《史记》补《三皇本纪》，可以说是画蛇添足。欧阳修批评司马迁越出孔子《尚书》断自唐虞而上述黄帝以来，是"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矣"①。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从司马贞与欧阳修两人一正一反之失，可以说明司马迁"非好学深思的"感叹，也是寓有深意。
司马迁延伸下限至于太初，情况复杂。太初为一年号，首尾四年，即公元前104 至前101 年。司马迁太初元年修正《史记》下限，只能延伸至太初元年。今本《史记》实际断限，大事讫于太初四年，附记讫于武帝之末①，所以学术界聚讼纷纭，必须作一番清理。
《史记》下限，共年有四说。
（1）讫于麟止说。西汉扬雄、东汉班彪、三国张晏等人主其说，依据《太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近人梁启超、崔适等，必欲依此截断《史记》，认为元狩以后记事，皆非司马迁手笔。崔适为此作惊世骇俗之论，断言《史记》二十九篇为后人所补续。
（2）讫于太初说。东汉班固、荀悦、唐刘知几、清梁玉绳、日泷川资言等人主其说，依据《太史公自序》结句："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近人朱东润在《史记考索》中首次具体谓"讫于太初前一年，即元封六年"；工国维谓"讫于太初四年"，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
（3）讫于天汉说。首发此说为东汉班固，见《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三家注作者均赞成其说，裴说见《史记·将相表集解》，司马贞说见《史记索隐后序》，张守节说见《史记正义序》。
① 《史记》卷一○八《韩长孺列传·赞》。
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叙》。
（4）讫于武帝之末说。褚少孙曰："太史公纪事尽于孝武之事。"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补。范文澜在《正史考略·史记条》中说："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考辨四种下限说的真伪，应以《史记》本证为据，主要有四：第一，《太史公自序》的结句，此为全篇之赞，特作断限交代，可见司马迁对此，是何等的重视。《自序》为何有两个断限的矛盾记载，顾颉刚发现为父子两人不同计划②，使人顿悟，解除了迷惑。第二，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