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本，以"因循"为用，"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它五家各有长短。阴阳家言吉凶祥，"未必然也"；但言春夏秋冬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以六艺为教条，繁文褥节，"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言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俭朴，过分吝啬，尊卑无别，"俭而难遵"；但言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但言尊主卑臣，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的这些评论，把独尊的"儒术"与罢黜的"百家"等列，论长道短，又独尊了道家，在正统思想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所以受到东汉班彪、班固父子的强烈批评。
《论六家要指》是司马氏父子两人共同的宣言。首先，《要指》写作之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再看《要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要指》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评论。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因为司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论六家要指》所论的"道"，"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样的"道"，尚贤、尚法、尚刑名，不非毁礼义，不排斥儒学，既非先秦老庄，亦非汉初黄老。《要指》开宗明义，"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可见，司马谈是以赞"道"为名，论"治"为实，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自成其"一家之言"的。
3.《论六家要指》的价值及其对司马迁的影响。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司马谈之前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是诸于中已开论学术分派分家之例。《荀子》所论，凡六说十二家，《庄子》所论，凡五家，并己为六。在司马谈之后，有刘欲《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分先秦学术为九派，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这九家，不过是司马谈所论六家，加上纵横、杂、农三家而已。这三家不足与前六家相颉抗。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吾于刘、班之言，亦所不取，《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挚当时学派之大纲，然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马谈之论，则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轻重适当，皆分雄于当时学界中，旗鼓相当者也。分类之精，以此为最。"显然，《史记》首创孟荀、老庄申韩及孔子学术史传，阐述学术源流，《论六家要指》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哲学上，《论六家要指》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谈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特别表现在对阴阳家的评论上。阴阳家的众多忌讳只不过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糟粕，是不可取的。但阴阳家所讲的四时之大顺，乃是自然规律，并不是神秘的东西。司马谈又认为神形离则死，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但司马谈并没有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他认为神形是两个东西，神是根本，形是器具，这是二元论的观点。司马迁深受其影响，故他的历史观基本是二元论①。在方法论上，《要指》把五家的短长都一一指出，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司马迁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言而喻，得益于《要指》的两点论思想。又，在儒道互绌的激烈斗争时代，司马谈兼收并蓄，表现出一个先进思想家的博大胸怀。司马迁继承了这一家学传统，提出"六艺于治一也"的论点，"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完成了包容百科知识的《史记》，毫无疑义是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的。至于《要指》将儒道两家对比评论，实质是将汉初政治与武帝时期政治对比评论，认为无为政治比多欲政治好。这对于司马迁最后定稿《史记》是有很大影响的。
司马谈的其他著作，《隋书·经籍志》五行家载："太史公《万岁历》一卷。"其书已佚。严可均辑《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有司马谈《祠后土议》、《立太峙坛议》、《论六家要指》三文。至于司马谈作史，详本章第五节。① 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1989 年4 月三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