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要指》是一篇杰出的历史哲学论文，它反映了汉初黄老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司马谈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法宝。
1.《论六家要指》写作的时间和背景。
秦汉政治大一统，要求文化思想与它相适应。所以，综合百家学说，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是时代提出的要求。秦始皇相吕不韦集门客撰述《吕氏春秋》就做的是这种统一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倡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原因亦在此。
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的动机，以及作于何时，弄清这一背景，是领略其精微大义的关节。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于元朔五年。理由是："案《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丞相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故谈发此论欤？"对于司马谈的写作动机，郑鹤声说："所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悻者，言好儒而轻道也，故于道儒两者，辨之尤切。"郑氏从学术旨趣立论，揭示司马谈写作动机，深得《要旨》精髓，而系于元朔五年指弹公孙弘，却是立论未周。因为古代并无公开论坛报纸、刊物，开展学术论争；而独尊儒术体系确立以后，也不允许有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对峙，列国纷争，各国引进人才，因而才有百家争鸣局面，各派学说，自立门户，传艺授徒。自秦汉统一，政治一体，再无争鸣背景。文景时博士并存百家，尚有一点百家争鸣的流风余韵。即使这时，较大的思想斗争，总是展开在庙堂之上，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例如景帝时辕固生与黄子辩论汤武革命，武帝建元元年王臧、赵绾征鲁申公议立明堂等，表面是思想斗争，实质是政治斗争。又如，文帝时贾谊写《过秦论》、《治安策》，贾山作《至言》；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天人三策》等，都是上奏朝廷，针对现实政治发表的强烈政论。如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针对公孙弘请立五经博士弟子，必上奏朝廷，形成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司马谈还能做太史令吗？显然不能。而且《太史公自序》亦未作这样的记载。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系此文于建元二年③，认为司马谈在"得知窦大后第一次战胜尊儒派之后，立即写了《论六家要指》，核心是完全肯定道家"，"是与窦太后思想合拍的"，否则司马谈"在建元时是不可能让其入仕的"。照此说来，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岂不是赶潮流以为入仕的敲门砖？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只能得意于一时，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岂能容他？吉春《年谱》的说法，仍可商榷。《太史公自序》揭示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我们认为《论六家要指》应作于元狩元年（前122），实质的写作动机在于阐述修史的理论基础，而非上奏朝廷的政论。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述史计划是上起陶唐，下迄获麟。获麟即元狩元年。这一断限说明司马谈着手述史在无狩初。他的《论六家要指》，就是述史的宗旨和宣言，当作于述史之始。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木"的思想体制已经确立。儒生公孙弘以布衣为丞相，封平津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波，竟致于"靡然向风矣"。尊儒崇儒从上到下成了一边倒。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文景时代的无为政治为汉武帝的多欲政③ 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
治所代替。全国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而且翻江倒海式的沸腾起来。司马谈预感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为了矫弊，也为了及时地提出警告，所以写了《论六家要指》。不过矫弊也罢，警告也罢，都只是学术上的自我磨励，而不是上奏朝廷，卷起政治斗争。
按照这一认识，正是崇儒之风的大气候形成，这才促使基于道家立场的司马淡写了《论六家要指》。元狩元年，比郑鹤声认定的元朔五年推后只两年，但形势不同。由于元朔六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尊儒之风从量变发生了质变，"靡然向风矣"。更主要的是司马谈着手述史，总结学术，清理思想，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2.《论六家要指》的内容。
《要指》总括百家学说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司马谈在评论中全面肯定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遵循自然，随俗办事，无所不宜。道家言"无为"，又言"无不为"，吸收各家的长处，以"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