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后付印。臧的《玉茗堂传奇引》虽然有一些对原作者不太公正的批评，并不排除事物的另一面，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美好的友谊。
"长卿曾误宋东邻"，指友人、戏曲作家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并牵连到屠隆和宋夫人的暧昧关系。是否属实，现在无法判断。屠隆在汤显祖南下任官两个月后被革去北京礼部主事之职。屠隆的为人以及他的诗文都和王世贞不完全相同，但他和王世贞关系很好。
汤显祖比吴江派盟主沈璟大三岁，考中进士比沈璟迟九年。汤氏第二、三、四、五次往北京赴试时，中进士后在礼部见习时，沈璟都在京师。万历八年（1580）春试，沈为授卷官，汤为考生。在三千多人参加的试场中，他们很少有可能相见。即使相见，也不会留下印象。
汤显祖在南京供职，沈曾几次路过那里。两人可能有机会相遇，但关系很疏。万历十九年（1591）汤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贬官到徐闻。沈的弟弟瓒在南京任刑部主事，写了一首送行诗《汤祠部义仍上书被谴，长句送之》（见《吴江沈氏诗录》卷三）。三年以前，沈璟任命为北京乡试同考官，在评阅试卷时通同作弊，录取申时行的女婿。汤的同乡高桂和饶伸越职言事，进行揭发和弹劾。沈璟只是一名属员，未被提名，被迫告病假回乡。汤的奏疏提及此案，但未必意识到沈璟与此有关。沈瓒远在南京，也不一定了解其中底细。沈氏兄弟情谊很深，沈瓒如果知道他哥哥和此案有关，未必会写诗送行。
如上所述，汤显祖和苏州曲家往来不密，这种情况在以后也没有多大改变。当时江东江西文风土风相当不同，汤显祖曾在《答王澹生》书中以一文一质加以区别。他和苏州籍的阁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文坛盟主王世贞关系不好，两地流行的声腔剧种又不同，以致某些苏州曲家对他多所责难，而他自己也以"生非吴越通"（《答凌初成》）而悻悻不平。这些因素自然使得他和苏州曲家进行交流的机会大为减少，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取道皖南是由江西晋京的捷径。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曾任宁国知府，宣城沈懋学和他有同窗之谊。太平（当涂）府同知以及宣城、贵池、南陵等地知县又是他的友人。皖南自然成为他的熟游之地。宣城梅鼎祚比他只大一岁，是他青年时的莫逆之交。梅鼎祚的父亲曾任绍兴知府、云南参政。托庇父亲的余荫，他得以享受优闲的生活，流连诗酒，纵情妓乐。今存汤显祖寄赠他的诗在十首以上。《吹笙歌送梅禹金》说："新林小妇寄书来，一种风流许君据??梅生开书欲长跪，托道留连在山水"；《戏赠梅禹金》说："衣带到家应减尽，还谁先得抱腰看。"他们之间调笑戏谑，无所不谈。汤显祖为梅鼎祚写的诗比他平时作品更加绮丽，而内容则以艳词情语为多。这是他们互为影响的结果。汤显祖此时诗风由《文选》的典雅而演进为初唐的华采，有别于后七子的诗必盛唐的主张。这种渐变有它的可取之处。
万历十四年汤显祖和梅鼎祚在南京重叙。梅鼎祚出示他的新作《玉合记》的若干出。汤显祖为他写了《玉合记题词》。到此为止，汤显祖的作品只有《紫箫记》。汤显祖《玉合记题词》说："《玉合记》和他的《紫箫记》相比，"并其沉丽之思，减其秾长之累。"后一句是他的自知之明，前一句可说含蓄地指出《紫箫记》给予《玉合记》的影响。"梅生传事而止"，而汤显祖则不以此为满足，他在戏曲中大胆地干预政治，即使由此而引起纠纷也在所不惜。当初春日园林中的两棵幼树，差不多同生共长，外表相似，而后来成材大不相同。不管怎样，他们的青春友谊仍然不失为戏曲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