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欲矣"（《明儒学案》卷三十四《近溪语录》）。天机和嗜欲，即天理和人欲并非不可相通，彼此绝缘。这就比王阳明的"有善有恶意（或气）之动"前进了一步。情并非一切皆坏，理并非一切皆好。这为人欲即情的正确评价留下一条后路。有了这么一个理论上的依托，汤显祖可以问心无愧地以王学为自己的《四梦》作辩护："性无善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完全遵从师说，而结论却不是师说所能包括。这是王学对汤显祖戏曲创作所提供的理论依据。说提供，实际是利用王学的内在矛盾。它和包括朱熹在内的一切理学家一样主张去人欲，而又留下情有善恶的一条但书。不说去人欲，王学将成为异端，为名教所不容；不说情有善恶，王学就将失去本身存在的意义。汤显祖在受人忽视的这条狭隘的哲学隙缝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泰州学派思想家不会认可汤显祖那样踔厉风发，在政治上有所反抗，也不会赞成他编写传奇。罗大幼就批评他"过耽绮语"（《答罗匡湖》）。这些消极影响远不及王学为戏曲主情说提供理论根据事关重大。
上面说的是王学的理论，下面谈王学家在实践中的表现。
罗汝芳他们不赞成斗争，当他的老师颜钩（山农）受到迫害时，他变卖田产，随侍六年，把老师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他可以说这是尊师重道，实际上这是斗争。罗汝芳宁愿被勒令辞职，而不愿意中止讲学。他可以说这是维护道学，实际上这也是斗争。如果他的空洞的教条能给人影响，身体力行给学生的示范作用就更大。他们批评汤显祖"蹈厉靡衍"，而提倡自由思想，自由讲学，破除宋儒所建立的束缚身心的种种教条，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蹈厉靡衍"。这是他们的身体力行对汤显祖的良好影响。
并不偶然，除汤显祖外，晚明作家如徐渭、袁宏道都和泰州学派有密切的关系。
汤显祖勇于评论时事，喜怒形于色，为统治阶级的正人君子所侧目，被人称为"狂奴"。①有一次他和朋友谈论政治，不料这位朋友把他的话添油加醋传出去，几乎使他出乱子。万历十五年京官考察，他受人攻击。甚至他在七八年前写的传奇《紫萧记》也成为别人造谣中伤的材料，以至"是非蜂起，讹言四方"（《紫钗记题词》），被长官禁止流传。次年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詹事府是辅导皇太子的官署，而皇太子在北京。南京詹事府是一个空衙门，按编制只有他一名官员，似乎是有意对他冷落。根据当时的人事制度，汤显祖任期已满，但是没有适当的空缺，才调为詹事府主簿，由正七品改为从七品。虽然不是降职，以后填报资历仍然作正七品算，毕竟使他感到不愉快。
万历十六年（1588）月，江南一带因去年水灾而出现大饥荒，引起米价腾贵，随后疫病流行，不可收拾。汤显祖要从江西老家运米接济，而父亲来信要他节省。一个亲戚面临断炊而来信诉苦，汤显祖写诗安慰他，题为《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粮有叹》。起先强作高兴为他解嘲："汝祖长沙王，汉册远有耀。千秋子孙大，旧日衣冠妙。"写到后来心情黯淡，他只能说："今年普天饿，非汝独愁叫"。灾情是："河海半相食，木砾饲老少。虽然发台谷，幸自息流啸。地产觉今疲，天意敢前料。海珠不受采，河鱼将息钓。"愈写到后来，他愈不能抑制自己对朝廷的不满和愤慨。
汤显祖有一首诗《疫》，全文如下：西河尸若鱼，东岳鬼全瘦。江淮西米绝，流饿死无覆。炎朔递烟煴，生死一气候。金陵佳丽门，轠席无夜昼。脑发寘渠薄，天地日熏臭。山① 见《邹忠介公全集》《存真集》卷四《汤义滴朝阳尉序》。
陵余王气，户口入鬼宿。犹闻吴越间，叠骨与城厚。宿麦苦迟种，香秔未黄茂。长彗昔中天，气焰十年后。乘除在饥疫，发泄免兵寇。恩泽岂不洗，鼎鬲多旁漏。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君王坐终北，遍土分神溜。何惜饮余人，得沾香气寿。
作者另有一首诗《丁亥戊子饥疫》，大同小异，比《疫》简略。难以断定哪首是初稿，哪首是定稿。两首诗同时编入诗集中，可见作者之重视。从两年前的《丙戌五月大水》、《顾膳部宴归三十韵》到《丁亥戊子大饥疫》、《疫》和同时写的《闻北土饥麦无收者》、《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谷有叹》、《寄问三吴长吏》《江西米信》等作品，汤显祖的浪漫情调的歌行逐渐被反映民生疾苦的严峻现实主义诗篇所代替。
作者不仅对骇人听闻的灾情作了忠实的铺叙和描写，而且写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不同命运。如"豪家终脱死，泛户春零烬"（《寄三吴长吏》），"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疫》）。诗句虽然没有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么对比鲜明，而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道出当时社会的残酷现实。
这些诗的另一特点是把自然灾害和社会因素相联系，罪责甚至追究到朝廷和皇帝身上。
"君王坐终北，遍土分神溜。何惜饮余人，得沾香气寿"（《疫》）。
"未赐江南租，久读山东诏。秋毫自帝力，害气吾人召。汝等牛一毛，生死负犁铫"（《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谷有叹》）。
今年八月，皇帝经昌平天寿山视察自己的陵墓，一次就挥霍银子二十万两，全由国库开支：而对"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的惨状无动于衷。《内弟吴继文诉绝谷有叹》诗的结尾由"吾人"一变而为"汝等"，摹拟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对待民生疾苦的漠不关心态度，这是对统治者的无情鞭笞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汤显祖如同多数封建政治家一样，受到君臣名分的限制，并未失去对皇帝的迷信和幻想。如万历十二年起宦官开始在内廷练兵。搞了一年化费白银九万两。令人忧虑的是它还潜伏着流血政变的危险。群臣谏阻，一概不听，反而受到责罚。次年才以兵科给事中王致祥的奏请而作罢。汤显祖写了一首诗《闻罢内操喜而敬赋》。这时北京亢旱，半年多没有下雨，皇帝亲自往南郊求雨。汤显祖又写了一首诗《帝雩篇宿陵下作》。前一首诗结句说："小臣拜舞高陵下，愿寿吾君亿万斯"；后一首结句说："独宿山陵祈帝祖，因歌云汉感吾君"。看到皇帝一星半点的"善政"就使他感激涕零。在适当的时机下，这种政治上的幼稚和乐观以后也还会出现，但那不是简单的重复。裂痕可以填补，但不会消除，不会恢复得天衣无缝如同当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