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判官，李三才降调东昌推官。汤显祖在一次同年宴会中向张甲征进言：有话就说，不一定都切实可行，这是御史的职责。首相对他们要以礼相待，不必多所计较。过一个月，张四维因奔丧离职，申时行接任首相。同年十月，由于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的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罢官。邹是申时行的门生，而徐学谟是申时行的亲戚。申时行对邹元标由此怀恨在心。十二月，邹元标又因慈宁宫焚毁上了一道评论时政的奏章。万历帝怀疑邹有意讽刺他本人，下诏切责。汤显祖听到邹元标将受处分的风声，他写信给申用懋要求首相从中斡旋。他甚至说，当日张居正的儿子如果好好规劝父亲，何至于一意孤行，以至后来不可收拾。劝说无效，邹元标在次年正月被贬为南京刑部照磨。
下面是另一事件。
赵用贤原任翰林检讨，以前因谏阻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受廷杖处分，并被除名。张居正死后，恢复名誉，升右赞善，受到江东之、李植等少壮派的拥戴。赵用贤意气用事，多次议论内阁大臣的是非得失，受人猜忌。次年，李植、江东之抨击首相申时行，辅臣许国反过来讦奏江、李，而意在排斥赵用贤。他说："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明史》卷二二九赵传）。结束几句针对赵用贤、吴中行而发。赵用贤为自己抗辩，并要求辞职。汤显祖先是规劝赵① 诗文集卷三十三《汤许二会元制义点阅题词》："庚壬二午间，制义不能盈十"。用贤不应求退。他说申时行为人不太固执，而赵是他的门生，两家乡里相近，又有亲戚关系，正好从中游说，使政局向好的方向运转。不久，汤显祖的同乡好友御史丁此吕重提张居正儿子科场作弊案，申时行竭力为张辩护，实际上是为开脱自己，并将丁此吕降为潞安推官。汤显祖再次写信给赵用贤，以为"男儿去国（离开朝廷），不可不成名"，劝他不必强留丁此吕。一时朝议纷坛，自然形成元老大臣和少壮派的对立。张居正死后起用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以及他们所引重的吴中行、赵用贤为一派，老成而守旧的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人则支持申时行。《明史》卷二二九指出："党论之兴，遂自此始。"赵用贤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成为后来东林党的先声。汤显祖和赵用贤、魏允贞、李三才、丁此吕交谊很深。直到七八年之后他因《论辅臣科臣疏》贬官，贬官而不得重返朝廷，都是他触犯执政而付出的代价。以上两件事都为科场作弊而起。它是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注意中心。本身意义有限，无关国家大局。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又并不简单。明朝自从朱元漳晚年废除丞相以来，大权集中在皇帝。至嘉靖一万历年间，先后出了内阁首相严嵩和张居正。内阁原来只是顾问官，严、张事实上和丞相一样。嘉靖帝崇信道教，很少过问实际政务，严嵩由此得势。他作威作福，祸国殃民，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好相之一。张居正则倚靠皇太后的信任，辅佐幼主，刷新政治，企图为皇朝带来中兴的局面。但他专横独断，不下于严嵩。反对他实行改革和反对他的**主义应该有所区别。张居正之后，张四维、申时行先后接任。汤显祖通过他们的儿子向他们进言。他天真地以为从此执政的作风会有所改变，言官对朝廷政治的批评会受到尊重或宽容。这是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对某种程度的政治民主的争取。初登仕途后一次又一次的教训终于使他对执政失去幻想，逐渐由愿意合作转变为批判反对，在元老大臣和少壮派的斗争中很快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汤显祖赴试时住在安福胡同。中进士后移居到礼部附近。观政进士没有具体职责，实际上等待空缺以便候补。不到一年就会全部分发完毕。汤显祖和几位新进士轮流作东道，得以品尝各地不同风味的佳肴。这也是身在异乡消除寂寞的一种方式。古代士子常以金榜挂名和洞房花烛相提并论。汤显祖元配吴夫人在他赴试前去世，他又娶北京人傅氏为妻。
同年进士中刘守有（武）、梅国帧（以下文）和孙如法、吕允（一作胤）昌两对表兄弟是他的好友。刘守有是前兵部尚书刘天和的孙子，湖广麻城人。倚靠祖父的官荫，中进士前已在锦衣卫任职。他是《金瓶梅》抄本和金元杂剧作品的最早收藏者之一。刘守有梅国帧表兄弟和汤的交游，可以借诗《长安酒楼同梅克生夜过刘思云宅》为证：炙肉行筋深夜留，锦衣重覆敝貂裘。
新丰满市无人识，欲傍常何问马周。
以后他们很少有机会从容相聚，这可能是汤显祖审阅刘家曲藏并看到《金瓶梅》抄本的年代的下限。
汤显祖以出身贫寒的唐代名臣马周自命，在贵介公子的府第中丝毫不减平生的凌云豪气。孙如法、吕允昌是浙江余姚人。吕允昌是辅相吕本的孙子，孙如法的祖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的父亲和叔父后来也官为尚书。吕允昌又是《曲品》作者吕天成的父亲。孙如法、吕允昌后来把沈璟的《牡丹亭》改本寄给汤显祖，引起一场争论，但是汤显祖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