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都为俺答（本人已死）部落侵扰西北而写。这些诗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上距张居正招安俺答将近二十年。在张居正当时，边将任用得人，并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战积极性，以攻为守。对东北的土蛮、北方和西北的俺答、东南沿海的倭寇都取得胜利。招安俺答以实力为后盾，不是屈辱求和。《明史》《王崇古传》说："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张居正死后，积极防御一变而成消极求和。汤显祖所讽刺的与其说是张居正，不如说是他的后继者申时行等。同是俺答事件，前后情况大不一样。汤显祖早在张居正在世时所写的《老将行》说："都将野战惜曹参，但见朝廷询聂壹。不信青门白首翁，犹堪赤地黄台吉。"积极主战，不怕牺牲，不寄希望于侥幸取巧，如同汉武帝初即位时误用聂壹的计谋那样。可以说这是对七八年前张居正召降俺答的委婉批评。在对外御侮问题上，汤显祖如果同张居正有分歧，那是嫌张居正不够坚决。
汤显祖对张居正整顿国家税收，压制豪强的内政改革没有发表意见，从他自己的政治实践以及他对当代政治事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他和张居正并无二致。
汤显祖对张居正的反感不在于某些具体政策措施的是非曲直，而是对这位权相的封建**作风不满。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万历九年（1581），正在张居正权力极盛时，明朝下令免除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宋儒朱熹、真德秀等人后裔的赋役。张居正的《少师存斋徐相公七十寿序》甚至将老师、前首相徐阶比之为司马光而加以歌颂。司马光是王安石新法的顽固反对者。
他自己则以司马光的继承者吕公著自居，还谦虚地怕高攀不上。他在《圣母图赞·宣仁守旧》中说："政必法祖，人唯求旧。一洗熙宁，化为元祐。"同样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至于他为皇帝编写的教科书《帝鉴图说》，为皇后编写而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妇女读物的班昭《女诫》的通俗注释和译文，以及大量的应制诗、贺祥瑞表等等都和他的政治主张异趣。这是他的世界观的复杂和矛盾的表现，同时也不排斥这是他的政治手腕，用某一方面的让步和妥协以争取上层集团的谅解，以减少他在改革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阻力。汤显祖在二十八岁时写的《广意赋》说："粤余小子，姓于天乙，以施于尼父，则我之自出鸿矣。"甚至为汤姓和孔氏同出一源而引以为荣。然而在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社会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磨炼之后，他对儒家和礼教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从这一方面看，汤显祖和张居正也颇有相似之处。
张居正是杰出的封建时代政治家，汤显祖青年时也以贾谊、晁错自命。
"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三十七》）。整顿乾坤曾是他的政治抱负。然而由于历史的误会，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对伟人未能成为知已。有一点要重申，汤显祖反对的不是张居正的政治革新，而是在他身上所表现的封建**作风。正因为如此，当张居正死后受到追夺官阶和抄家的处分，汤显祖在贬官广东时，却对张居正的被流放的儿子面加慰问，又同他的另一个儿子通信，问到近来有没有为先相国扫墓。情真意切，不是泛泛之言。现在某些研究论文几乎将《四梦》所写的丞相、太尉都看作是对张居正的影射或化身，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六年前为张居正作说客的当时宣城知县姜奇方，万历十年正在杭州通判任上。他曾以同乡身份在张府坐馆，即被聘为家学教师。由于秉性孤高，并未得到主人的赏识。汤显祖二十一岁时第一次在北京参加春试，和他同住一家旅店而相识，经历了人世浮沉后交谊颇深。那一年六月张居正逝世，汤显祖路过杭州已是十一月光景。这时汤显祖醉心于词赋，对八股文感到厌倦。据他自述，十年来做的八股文一共不到十篇。朋友们劝他说："你既然一向对前辈钱福、王鳌两大举业名家的技法揣摩颇深，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博得个会试时名列前茅呢？"他感谢友人的关切，而定不下心神。四次失利，试场的弊端使他兴味索然。姜奇方邀他在西湖住了一个多月，很可能就在昭庆寺（即今杭州市少年文化宫）寄宿。差不多是出于强迫，他才撰写一些八股文。他在后来寄姜奇方儿子的信中说，他的八股文都是这时候写的。现存明刻本《海若先生文》，一名《汤海若先生制艺》，计《大学》《中庸》十七题、《论语》十八题、《孟子》二十题。每写完一篇，姜奇方都以他特有的方式捧腹大笑，称道不已，夸口说它必定是传世之作。到考期迫近，汤显祖才匆匆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