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矛盾。
叶适揭露了当时"民多而地不足"、"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民"无地以自业"，实际上已涉及封建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叶适提出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他对于道学家们关于恢复"井田"的议论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同上）"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而何况"井田远在数千岁之上"，要恢复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显然要比那些道学家要切合实际一些。对于当时"俗吏"的所谓"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的意见，叶适也持反对态度，而认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那种主张"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非上之所以恃以为治也"。
叶适主张，对于富人，"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于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同上）。对于当时已严重存在的兼并现象，叶适显然是责之甚薄而惩之甚轻，根本无法抑制兼并的弊害，其原因是他自己的立场是在"富人"一边，为其说话的。因此，他对当时的"民多而地不足"、"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的社会问题，所能提出的修补方案，只限于"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田益垦而税益增"一策。至于他所主张的"因时施智，观世立法"，希望"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同上），则显然是目标与措施不相适应，因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也是很难的了。对于解决差役问题，叶适认为对逃役的"诡产"现象不应过分追究，"诡产遍天下，其弊安可绝？"而应着重解决州县以差役困民的问题，其办法是把雇役钱归还州县，使州县有钱去募役，这样，"差役之害太半去矣"（同上，卷十二）。
当然，这些措施如果能付诸实施，还是可以使民力稍宽的。比较起来，叶适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张，最重要的还是免除苛捐杂税以宽民力比较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
总之，叶适在经济问题上的议论，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南宋政府所加给人民的沉重负担，以及势家贵族与广大人民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矛盾；他针对当时经济上的严重问题所提出的改良措施，体现了他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的思想，具有进步性。但是，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只限于限制一下贵族势家的封建特权，以及官府和富人对广大人民的过分刻剥。这是当时的时代局限和他所代表的庶族地主的阶级局限所使然，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他的。我们应该重视的，是他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的揭露，虽然解决的措施不甚得力，但总是提出了问题，这本身就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三）重视工商的思想和百物流通的主张
叶适的"理财非聚敛"的思想，也包括强调百物生产的充足和百物流通的重要。在南宋，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和长江两岸，商品生产和交换比较发达。在这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叶适通过对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问题的研究，表达了他的一些经济思想。
如对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叶适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百物皆所以为货，而钱并制其权"（《水心别集》，卷二）。这里的"百物"指的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所生产的产品，"货"就是"商品"；而"钱"就是"货币"。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就是制"货"之"权"，也就是衡量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叶适又说："钱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同上）这里说"钱"（货币）"能通百物之用"，是说它是流通的手段；如果把它积存起来（"贮藏货币"），而不加入流通，那么它也只不过同一般商品甚至物品一样，起不到货币的作用了。叶适批评当时存在的"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的现象，说这样做的人，"徒知钱之不可以不积，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积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而天下有坐镇莫移之钱，此岂智者之所为哉？"（同上）从这个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叶适是主张货币（"钱"）加速流通以通百货之用的。按照钱通百物的观点，叶适考察了当时存在的"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的现象，与"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相比，有很大的反差。叶适认为，这是由于供需关系的不同所使然。在汉唐盛世，"治安则物蕾，物蕃则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钱无所用"；而在南宋当时，"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瓠果彘，鱼鳖牛彘（猪），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至于此？"（同上）前者供给大于需求（"不求而皆足"），因此，物价低（"物贵钱贱"）；后者需求大于供给（"不足"），因此物价高（"钱贱而物贵"）。而需求大于供给，归根到底是由于生产的相对不足，而政府赋税和俸禄却成倍增加，二者不相适应。而"中民之家"的纷纷破产，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钱而粗具。何者？其农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举之，故钱货纷纷于市，而物不能多出于地。"（同上）而当时官府滥发滥用楮券（一种纸币）以代替金属钱币，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的状况，又加剧了这个矛盾。叶适承认，当时纸币代钱币流通，也有其必然性："资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同上）问题在于滥发纸币，与百物的生产、货物的供应不相适应，加剧了供需关系的紧张，造成了通货膨胀，物价倍增。叶适指出："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持空券以制钱乎！"（同上）这种现象是人为造成的，"兴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摹刻之易而不知其为尽钱之难，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空券，皇皇焉而无所从得，此岂非天下之大忧乎！"（同上）对于这种危险性，叶适提醒当局要充分注意："然则天子与大臣，当忧其本而已矣！"（同上）由此可见，叶适的理财思想，就包括理顺这些经济关系，使得现实经济能正常运转，使百货得以流通的主张，而与只知聚敛，只知刻剥百姓的理财思想根本不同。
与重视百物流通思想相一致，叶适还有重视工商之民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被称为四民，而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崇本抑末是封建社会一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这种思想和政策对于维持和发展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农业，从而巩固封建政治统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提出之初是进步的。但是，这种进步性是与日俱减的，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则日益失去其进步性。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就有进步思想家出来反对"崇本抑末"的思想和政策，叶适即为其中之一。叶适说：《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
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厚本抑末的政策本身就不是"正论"，而是"偏"论，叶适所主张的正论是"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其次是后世在执行这个政策时，是夺工商之利而自利，那末离这个政策的本意也很远了，根本达不到厚本的目的。这个批评是很深刻的。与此相应的是，叶适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工商之民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也可以进入士的行例。他对"四民勿使杂处"的说法，持有异议：处士于闲燕，谓学校也；不言学校而言闲燕，是不知学制尔。工必于官府，是使余民艰于器用也。商之市井，农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矣。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髦进髦士，则古人盖日"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同上，卷十二）
叶适借用孔丘"有教无类"的说法，认为工商之民（包括其子弟）也有权受教育，并通过科举的道路，进入四民之首的"士"的地位，而从事文化乃至政治活动。叶适的这个思想，显然是颇新的，它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一带工商业比较发达、商品经济发展，而工商之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要求进一 步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这个思想也不仅叶适有，其他思想家也有表示。如吕祖谦就曾认为百工技艺是一门学问："天下事，何尝一件不是学，如百工技艺，皆是学。"（《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拾遗一·杂说》）徐积认为："知夫农本，而不知乎商贾者市井之本，则小民何依焉？故或依于农，或依于工，或依于商贾行旅，各得其所依，则各得其所养，然后教化可行，刑罚可省，患盗者可以息盗也。"（《节孝先生文集》卷二十八）在宋代，一般还是禁止工商之民参加科举的，但已部分地开禁："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选举》卷十四之十五、十六）因此到了北宋后期，苏辙就曾指出了这种现象："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二十一《上皇帝书》）。这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大唐六典》卷三）相比，显然是进步多了。而叶适的重视工商和工商之民入士的思想，则是这个历史进步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