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既以"尽去吾之弊政"为"胜之之道"，就着力于研究南宋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他对当时的财竭和民困的问题，作了充分的揭露，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其中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一）理财非聚敛的思想
前面说过，叶适不同意孝宗皇帝"俟版图之复"之后，"当尽捐天下之赋在常科之外者"的许诺，而认为"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这里所说的"常科"，是指正常的夏秋二税；"常科之外者"，就是二税之外的苛捐杂税，叶适称为"横赋"。在南宋，政府每年的常科和横赋收入共有八千万缗之巨。"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财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一）但是，当时的支出也很巨大。叶适指出：今天下有百万之兵，不耕不战而仰食于官；北有强大之虏，以未复之仇而岁取吾重赂；官吏之数日益而不损，而贵臣之员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禄。（《财计下》，同上，卷二）
由于入不敷出，以至朝廷上下，汲汲皇皇，诛求无厌，"主计之臣，甘受聚敛之名而不辞；郡县之官，明行侵刻而不愧"；国以二税为常赋，常赋之外，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名目繁多，以至于"今日之财，自一缕以上无不尽取"（《廷对》，同上，卷九）。由于贵族官僚等衣冠势力和兼并之家享有不纳税的特权，而破产农民则无法纳税，因此，"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民事上》，同上，卷二），如此沉重的税役负担，都落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中小地主和个体农民的身上，从而加速了中间阶层的贫困与破产，整个社会犹如破败之家一样，"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同上）。这就出现了"财愈多而愈不治"，"财愈多而不足"，"财以多为累以至于竭"的矛盾现象。
叶适指出，苛捐杂税繁多是当时财政上的最大问题。他说：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①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有余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财总论二》，同上，卷十一）
这四项都是"常科"以外的苛捐杂税，其中以经总制钱为害最大。经总制钱是南宋政府把各种杂税合在一起采取"一揽子"的办法向地方政府摊派的，"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其名尤繁，其籍尤杂"，层层加码，各县"多者万余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而州县采用的办法，是"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其结果是"生民日困"。叶适说：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者，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冻饿矣。若经总制钱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经总制钱二》，同上，卷十一）
由于南宋采取这种竭泽而渔的方法来聚敛财富，造成大量的中产之民破产，国家税和役的来源越来越缩小，因此"其本先竭"。国家所得赋税虽多，但"国用日乏"。叶适说：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同上）
针对这种"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的状况，叶适提出一个重要经济思想：① 经总制钱为北宋末到南宋向地方政府征调的若干项财赋和杂税之总称。前后有所变化，到南宋初，定为七项：权添卖酒钱、量添卖糟钱、官吏俸百分取一头子钱、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及无额上供钱二项。经总制钱为南宋财政的重要收入。
"理财非聚敛"。他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财计上》，同上，卷二）由于把理财等同于聚敛，"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同上）。君子"徒有仁义之意"，把理财推给了小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同上）。这些"有聚敛之资"而"执理财之权"的小人，"务以多取为悦"，其结果必然是"常科"之外的"横赋"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了象经总制钱这样的苛捐杂税，使得民困而国用乏。叶适说："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于弃余消屑之间以为国命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经总制钱一》，同上，卷十一）叶适认为，要改变这种聚敛无度的状况，首先要从思想上改变理财即聚敛的观念，明确"理财与聚敛异"，理财绝不是聚敛，理财乃是君臣治国的重要事情。他说："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财计上》，同上，卷二）因此，君子不应避理财之名，而把理财之权推给小人，让小人去横征暴敛，害国害民；君子也应把理财的责任担当起来，要摆脱那种"徒曰我不为利"，"以不言利为义"的迂腐见解。问题在于如何去理财？叶适说："上有余而下不困，斯为理财而已矣"，"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同上）。按照这个要求，就要改变使民困而国用乏的横征暴敛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而不是"务以多取为悦"，具体地说，就是要"尽捐天下之赋在于常科之外者"。叶适说：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后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椿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经总制钱二》，同上，卷十一）
这是从政府的赋税收入减去当时总数的一半。与此相应，叶适建议朝廷以二年为期，裁减国家的用度，减去开支的十分之五六。在二年之内，由于减少赋税收入而造成的入不敷出，则由皇帝"尽斥内努封椿以补助之"（《经论一》，同上，卷十五）。致于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叶适认为应该从裁减冗兵（对此后面还要涉及）、冗官冗吏上入手，如"减进士入官"、"减任子入官"等等，"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同上）。由此可见，叶适从理财非聚敛的思想出发，为解决南宋"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的问题，从削减苛捐杂税以宽民力和削减国家财政开支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财政改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君子理财的新思路，是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的。
（二）裕民思想
叶适主张："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这是他的恢复论中的重要观点，同时也是他的重要的经济观点。叶适认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
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水心别集》卷二）。所谓得民，就是"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做到"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而其力常有余。"这是古者民与君的关系。而"后世不养不教，专治民而力犹不足"，甚至"巧立名字，并缘侵取，求民无已，变生养之仁为渔食之政"，这样，"其君民上下判然出于二本，反若外为之以临其民者"（同上）。这种渔食之政实行的结果，使得广大农民贫困破产。在当时，民户增加，人口繁衍，已接近全盛之世，但人民还不免于贫弱。叶适描述当时人民的惨状：而今也不然，使之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其弩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祟，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此其所以虽善炽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同上）
叶适认为，造成人民如此贫困的原因有三：一是赋税繁重（已如前述）；二是役法大坏；三是"衣冠贵人"尽集江南。
叶适考察了宋代的役法，熙宁变法，改差役为募役。但后来役法大坏，因为朝廷把原来征自人民的募役钱起发上供，地方上无钱募役，以至募役不能实行。下层之役，"乃独无法"，名为募役实为差役。许多农民因负担差役而倾家荡产。叶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当时差役之害：余尝问为保正者，曰费必数百千，保长者，曰必百余千，不幸遇意外事，费辄兼倍，少不破家荡产。民之恶役，甚于寇仇，余尝疑之。??然余行江、淮、闽、浙、洞庭之南北，盖无不为此言者矣。（《跋义役》，《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宋代的役法，以田产为服役标准，但官户有免役的特权，于是就有很多民户以田产投靠势家官户以逃避差役的现象，叫做"诡产"。在当时，"诡产遍天下"（《水心别集》卷十三）。这样，差役的负担就全部落在了个体农民和庶族地主的身上，从而加速了他们的贫困和破产。
"衣冠贵人"尽集江南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叶适指出：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间者，十年之后，将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则其穷而无告者，其上岂宜有不察者乎？（同上，卷二）
由于南渡后原来中原地区的势家贵族尽集吴、越之地，一方面造成了该地区日用品以至土地房产等物价高涨，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同时也加速了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使农民乃至庶族地主破产，"民多而地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而陷于"穷而无告"的境地。这实际上是南宋社会势家贵族和广大人民（包括庶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