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 年），叶适应进士试，在回答皇帝策问的《廷对》中说："夫复仇，天下之大义也；还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水心别集》卷九）这个主张贯穿了叶适的一生，是他的全部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叶适之论恢复，不同于常人，有其独特的观点和方法，在南宋独树一帜。
（一）主张从"苟简"的方法中摆脱出来
宋南渡以后，战和问题争论不绝，与此相应，在实际上，用兵不成即转而议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不断转换。几十年过去，复仇大义未能行，恢复大业未能举。叶适总结以往的教训，认为不应在非"用兵"即"通和"这二者之间不断转换，而应改变思路，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来。他说：为复仇之论者有矣，不过欲斗胜负于兵革而已，自用兵以来（外）无他画也。
为固本之论者有矣，不过欲久和好以无事而已，自通和之外无长虑也。为国之道，必有次第；天下大事，不容苟简；岂可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哉？（同上）
在这里，叶适提出了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为国之道，必有次第"，就是一个层次和顺序的问题：哪个为本，哪个为末；何者为先，何者为后，都应有认真的研究，通盘的考虑。"欲久和好以无事"，名为固本之论，其实并未抓住根本，把复仇恢复置之不顾，是最大的忘本；"斗胜负于兵革"论者虽然未忘恢复之根本，但在事情的顺序上摆错了位置，因此也难以成功。
"天下大事，不容苟简"，就是说天下大事是个复杂的整体，应该从多方面、从全体上来看待，不可简单化，陷于片面性；单纯的主张"用兵"或"通和"，"自用兵以外无他画"，或"自通和之外无长虑"，都是简单化、片面性（即"苟简"）的表现。单纯的"用兵"和单纯的"通和"是两个极端，互相反对，互相排斥；但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换。单纯的"用兵"遭到失败，投降派就出来主张"议和"，由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南宋以来对金关系的历史不就是这样不断地重复着的吗？叶适感到，这种单纯的"用兵"和"通和"的两极转换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而为了摆脱这种状态，必须先在思想上改变简单化、片面性即"苟简"的方法，于是，他发出了"岂可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哉"的呼喊。
（二）主张走先改革后恢复的新路
叶适认为，要摆脱"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的"苟简"的思想方法，就要考虑本末、次第。在《廷对》中，叶适答复孝宗皇帝"民力艰而未裕"的策问时，对孝宗"以为俟版图之复也，当尽捐天下之赋在于常科之外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臣以为陛下诚欲大有为也，则必先有大慰天下之望。故夫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俟版图之复而后捐之者，无是道也；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待进取之定而后裕之者，无是道也。陛下徒因今之法而少宽之，此不足以裕民；果裕民也，更为之法可也。
（《水心别集》卷九）在这里，叶适从先后次序而论及本末，由"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到"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到裕民必"更法"，从而抓住了恢复大业的根本--更法。更法--裕民力--进取--恢复故土，这就是叶适为恢复大业所设计的一条新路，即以改革求恢复之路。
叶适的这个恢复论，是建立在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的。
他说：立国之势，有未当论治乱安危而当先论存亡者，??至如今日事势，亦只当先论存亡。今日存亡之势，在外而不在内；而今日堤防之策，乃在内而不在外；一朝陵突，举国拱手，堤防者尽坏而相随以亡，哀哉！（《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三）
由此可见，当时政治形势的首要问题，不是治乱安危，而是存亡；存亡之势，在外而不在内，也就是由于女真族统治者的威胁，"虏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势"（同上），致使南宋国家时时处在生死存亡关头；而挽救国家危亡之策，在内不在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敌人方面，如敌人能遵守盟约，敌国有内乱等，都是靠不住的，而应力争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从而宽裕民力，增强国力，变弱为强，转败为胜，化被动为主动，然后才能达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的目的，而这一切，都要归结为切切实实地改革内政。
叶适认为防止亡国之策在内不在外，是由他总结历史上亡国的教训而得出的结论。这里说的内，是指政府本身的作为。他回顾历史上的亡国，往往起于夷狄或盗贼（指农民起义或将帅的叛乱），而成于官吏。夷狄或盗贼是亡国的外因，而官吏的**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外因还不至于亡国，外因通过内因而亡其国。他举例说，唐代"道州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方数千，而诸使调发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结赋诗以为贼之不如；而杜甫有"粲粲元道州，前贤畏后生"之语。"盖一经兵乱，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贼犹未足以为病，而官吏相与亡其国矣！"（《唐书五》，《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二）这样的论述，深得罗大经的赞同，他说："至哉言乎！古今国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盗贼，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乱之后，暴驱虐取吾民而已，方其变之始也，不务为弭变之道，乃以幸变之心，施激变之术张皇其事，夸大其功，借生灵之性命，为富贵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盗贼以邀胁其君。辗转滋曼，日甚一日，而国随亡矣。"（《鹤林玉露》乙编，卷三）罗大经此论，甚合叶适之本意，是对叶适观点的很好的发挥。在南宋时，亡国的威胁主要在异族（当时为金），叶适主张，通过改革国内之弊政，来缓和国内的矛盾，从而避免那些不肖之官吏利用弊政来残害百姓，"草芥其民"，通过他们之手来实现异族灭亡宋国的危险。
叶适把救亡归结为改革内政，是他对于南宋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乃至于士大夫的习惯心态等方面的积弊的深入研究而得出的。这些积弊，有的是宋南渡以来几十年中形成的，有的甚至可追溯到北宋建国之初，因此积弊是很深的。研究这些积弊从而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是叶适的"实谋"的重要内容。叶适研究积弊，举其大者有四：一，"以六千余万（缗）
供四屯驻之兵"，"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二，四屯驻大军、诸州之厢兵、禁兵、土兵，"併兵之数亦且百万"，"故兵以多为累而至于弱"；三，"昏然儳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得志"，"故法度以密为累而治道不举"；四，"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故纪纲以专为累而至于国威不立"。（《实谋》，《水心别集》卷十）叶适总论当时之弊说：取民者已困矣，犹以为仁政；趋事者已弊矣，犹以为良法。国无骏功，常道先丧；士无奇节，常心先坏；俗衰时迫，谁与谋长！（同上）叶适认为，只有敢于面对现实，下决心革除积弊，才能大有所为。他向孝宗皇帝建议说：自非深观远览，逼知前失而不讳；坚志强力，独行所难而不惑；当为则为，毋以为昔未尝有；当改则改，毋以为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开兴王之大道，计岁月之举措，求日新之功效；明发慷慨，同于饥渴，乌能尽天下而虑之乎！（同上）
在这种积极革新思想指导下，叶适主张对前述的四大积弊，"不可以不更"："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兵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这就是减赋、精兵、宽法、分权（具体论述后面还要谈到），为改革的几个要点。叶适认为：更之则慰民心，苏民力，解纏起痼，兴滞补弊，则二三年之间，可以抗首北出，而取燕之利在掌握矣。然非先尽（去）其害，则不能得其利，害尽去则利见矣。（同上）
这就是说，改革以慰民心、苏民力是进取以收复失地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叶适在这里强调了"取燕"，这是叶适恢复论中的重要内容。原来叶适所主张的恢复，不仅要收复原来属于北宋而沦于金的故土，还要收复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弃的燕云十六州。他说：夫燕、蓟，中国之郛郭也；河北、河东，中国之阛阛也。??今虽使张王师，返都邑，款陵庙，尽复祖宗已夫之地，而燕、蓟之不复，犹处国家之弱势，未削石氏之覆辙，威必不振，国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尽天下之势，非可以畏缩苟安，立私说而妨正论也。（同上）
这就是说，燕、蓟是中原的屏障，燕、蓟不收复，河北、河东（今山西）
无险可守，国家仍处弱势。因此，"究利害之所极，以定国家之论，亦必曰取燕。"（同上）
以改革内政为始，以取燕为终--这就是叶适的恢复论的全部内容。这个思想是有别于其他人的，具有独特性。
（三）对妥协投降和苟安的抨击
进取恢复的反面是妥协投降、苟安。叶适的恢复论包含了对妥协投降苟安的批判，在批判妥协投降苟安中进一步论述了恢复的主张。
自南渡以后，妥协投降派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南宋朝廷，并在大部分时间里占统治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绍兴年间秦桧的"南自南北自北"的谬论。
叶适斥责道：苟目前亡大辱者，为"南自南北自北"之论，视君父之仇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无害也；明示祸福以胁衣冠，举俛首而奉虏。??是又绍兴以来为小人之所挟制，而不能尽天下之虑也。（《水心别集》卷十）
这种投降论调和投降派的阴谋活动，破坏了南宋初年曾经出现的那种抗金局面。对这种投降沦调和投降活动，叶适义正辞严地予以抨击：夫北虏乃吾仇也，非复可以夷狄畜；而执事者过计，借夷狄之名以抚之。
夫子弟不能报父兄之耻，反惧仇人怀不释憾之疑，遂欲与之结欢以自安，可乎？往者绍兴行之，天下不厌，至于废逐大臣，诛杀名将，尽黜异议者，空士大夫之列，汹汹数岁而后定。一旦虏自败约，始举不得已之兵以应之，天下因又以言复仇为事。暴师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乃用前策，建议罢督师，撤攻具，出东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复为和。（《水心别集》卷四）
在这里，叶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即夷狄和仇敌相区别的问题。
所谓夷夏之别，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主和派的"执事者"，"借夷狄之名以抚之"；也有主战派大臣如赵鼎，"自附于问学①，收拾文义遗说，与其一时士大夫共为贵中国贱夷狄之论，此说《春秋》者所常讲也"（《终论五》，《水心别集》卷十五）。总之，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曾从夷夏之别的传统思想中找理论根据。叶适对此不以为然，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根据。他以仇敌立论而突破了夷夏之别的传统思想，认为"北虏乃吾仇也，非复可以夷狄畜"，不能把女真简单地看成是夷狄，而以一般的夷狄来对待它；认为"中国之不可以徒贵，夷狄之不可以徒贱也"（同上）。女真统治者侵占宋朝的北方国土，虏去徽、钦二帝，残害宋土人民，是宋朝的仇敌，与宋朝君臣和广大人民不共戴天，因此，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