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经"，除了《易》以外，还有《诗》、《书》、《春秋》等。
叶适对孔丘删《诗》、定《书》、作《春秋》都有怀疑。他说：旧传（孔丘）删《诗》，定《书》，作《春秋》，余以诸书考详，始明其不然。
（卷四十九）下面分别说明。
（一）"《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叶适对"《书》为孔氏之书，《序》亦孔子作"之说，提出了异议。这个说法出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而班固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则根据孔安国。但"安国无先世的传，止据前后浮称"（卷五）。班固引"洛出《书》"是"字文为书"，叶适认为此说"已甚陋"；孔安国则说孔丘"讨论《坟》、《典》"，"芟夷烦乱，翦截浮辞"，按照这个说法，"则是孔子并大训亦去取也，岂有是哉！"（同上）叶适认为：文字章，义理著，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以为法言，??孔氏得之，知其为统纪之宗，致道成德之要者也，何所不足而加损于其间，以为孔氏之书欤？（同上）因此，《尚书》百篇，并非出于孔丘之手，说经他删剪取舍，是不实之词。叶适还认为，《书序》也是"由旧史所述"，"非孔子作也"。其根据是《序》中"明记当时之事"，如"升自"、"放太甲"、"杀受"等，"皆其《书》所无有"，孔子怎么会"断然录之"呢？叶适认为，春秋以后，许多文化典籍都收集在孔丘手中，"不因孔氏而获见《书》之全者寡矣"，何况后世古文《尚书》是从孔宅的墙壁中发现的。因此，"其尽归之孔氏，不足怪也"。但是，这终究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迹上古已定不刊之训，推孔氏有述无作之心，则盖有不然者。后有君子，当更考详。（卷五）
孔丘删《诗》之说，《史记》说得很具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也说孔子"删《诗》为三百篇"。叶适对此十分怀疑，他说："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卷六）。他怀疑此说的根据有三：第一，以《春秋左氏传》为证。"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同上）。既然是十取其一，那么十分之九的大量逸诗在哪里呢？第二，以《论语》为证："《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同上）第三，以周代"以诗为教"为证。
周以《诗》为教，置学立师，比辑义类，以本朝廷，况《颂》者乃其宗庙之乐乎！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同上）
这就是说，周代以《诗》为教，即便对《诗》有所取舍，也是朝廷的事，不会由几百年后又在周王朝不任任何职务的孔丘来把作为"一代之教"的《诗》删得十不存一。那么，孔丘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又作何理解呢？叶适解释说，当时距周王朝东迁已二百余年，王室更加衰微，诸侯日益强横，战乱频繁，鲁、卫诸国往往变坏，文物残缺，管理文化典籍的史祝之官沦溃散亡。在这种情况下，《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一时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盖失之矣。故曰《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同上）这就是说，孔丘只是整理而不是删《诗》、《书》。整理当然有利于后世，其功不可磨灭，但是不应对这个"失于考订"的删《诗》《书》说，盲目相信，"随声承误"。
（二）"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
"孔子作《春秋》"说，始于孟轲。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膝文公下》）
至汉司马迁作《史记》沿袭此说，有"因史记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世家》）之说。宋代道学家亦深信不疑。胡安国说："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朱熹说："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六）叶适认为，"孟子去孔子才百余岁，见闻未远，固学者所取信而不疑也。"（卷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他说：孟子言《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所作以代天子诛赏，??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诸书考详，乃有不然者。（同上）
叶适从两个方面批评了盂轲"孔子作《春秋》"说：第一，否定"《春秋》鲁史记之名"。叶适指出，《春秋》与《诗》、《书》不同，某日、某月、某事、某人，"皆从其实，不可乱也"。周王朝东迁以后，王室不能自振，而诸侯并起。"故《春秋》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续《诗》、《书》之统绪，使东周有所系而未失。"（同上）但旧的载事之史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然则《春秋》非独鲁史记之名，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同上）这就是说，孔丘对原有的史书只是加以修正，而不是"作《春秋》"。
第二，否定了"代天子诛赏"之说。叶适说，以功罪为赏罚是"人主"的事情，以善恶为是非是"史官"的职责。孟轲说孔丘作《春秋》是"天子之事"，代天子行诛赏，是把两者混为一谈了。叶适认为，孔丘对《春秋》修而不作，其中明辨是非，类似于史官的职责，并非代天子行诛赏。他说：且善恶所在，无问尊卑，凡操义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况于圣人乎！乃其职业当然，非侵人主之权而代之也。然则《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为有此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