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从薛季宣到陈傅良的永嘉之学，"弥纶以通世变"，亦即经世致用，已突破了由永嘉九先生和二郑所承接和传播的二程洛学的传统，成为具有功利主义特色的独立学派，即永嘉事功学派。但是，薛季宣、陈傅良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清算他们所师承的二程思想的影响，在一些命题上仍承袭了道学的传统观点。这个任务是由叶适来完成的。叶适师承薛季宣、陈傅良，而又在他们的基础上把永嘉事功学派的思想向前发展，一方面比较深入地清算了他们所师承的二程道学思想，另一方面把永嘉事功之学系统化，从而集其大成。全祖望指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旨，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
说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之间"其学始同而终异"，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叶适对薛、陈的思想不但有继承，还有发展。他有自己的创见，提出了"卓然不经人道"的新思想，从而提高了永嘉学派的地位，而与朱、陆二派鼎足而三。但是，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则不符合事实。因为叶适并不排斥功利之说，相反，正是叶适对永嘉功利之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为其提供了更深的理论基础，从而把永嘉功利之学推向前进了。
那末，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其学始同而终异"之"异"，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治学道路上的歧异。黄百家说："季宣既得道洁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又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甚。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这就是说，薛季宣、陈傅良是沿着一条"治史"的道路来建立"功利之学"的。叶适则不然，他在治学上走的是一条治经的道路。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虽然对大量的史籍作了评论，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但他着重研究的还是儒家的经书，他以经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以解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以尧到孔丘之道为自己理论的前提。他把自己的功利思想建立在阐发儒家经书的理论基础上，从而走出一条与以往永嘉学派学者不相同的道路。在当时，人们往往把治史与功利等同为一事，如朱熹就这样看；全祖望也囿于此，看到叶适由治史转而治经，就以为他不再坚持功利之学了。其实。以治经来明功利，正是叶适的一大特色。钱穆先生认为："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叶适于此两端兼而有之，以创通经义而倡言革新政令，亦即由治经而明功利，从而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
其次，叶适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