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道学的理论基础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薛季宣、陈傅良只是一般地批评了道学家空谈义理的错误，他们着重从正面阐发了自己的功利思想，而对道学的理论基础还未作直接的深入批评。叶适则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系统研究，批评了道学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全祖望说叶适"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于思而下皆不免"，似乎对此有所不满。实际上，叶适并非为批评曾参、子思而批评曾参、子思，他是通过对曾参、子思的批评而否定曾参、子思、盂轲这个承传系统对孔丘的嫡传地位，从而在这个要害部位上把道学家所标榜的"道统"拦腰截断，以推翻所谓"道统"论。在对道学的批评中，这是最有力的一击，充分体现了叶适思想的批判精神。这是叶适所做出的超过其前人的贡献。确如全祖望所说，叶适"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他对道学的批评是系统的、深入的，因此在根本上实现了永嘉学派同二程道学的决裂，而以一个独立学派的面貌出现于南宋学术界。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叶适有破有立，有体有用，既批评了道学的理论基础，又建立了功利之学的理论基础，从而集永嘉事功学派之大成，使之与朱陆二派鼎足而立。
与此相应的是叶适与陈亮的永康之学的区别。陈亮的功利之学也是走治史的道路，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帝皇王霸之学来论证其功利思想。叶适在治学道路上与陈亮不同，已如上述。陈亮是曾经同朱熹直接开展过辩论的，但他与朱熹所辩论的是王霸义利问题，虽然争论得很激烈，但也仅限于历史观和道德观层面的问题，尚未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与朱熹交锋。叶适对道学的批评要比陈亮更深入更系统一些，理论性更强一些。还有，陈亮在与朱熹辩论中所持的观点，与叶适也有差别。陈亮认为汉唐之君可与三代之君相接，叶适则不以为然。叶适强调尧舜三代之统，以寄托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但他明确反对程氏"三代天理，汉唐人欲"之论，认为三代之君也有人欲，汤武灭染纣，只可言有功，不免有惭于德；至于汉唐诸君，则连功都谈不上。
他说：尧舜三代之统既绝，学者寂寥，莫能推与，不得不从汉唐，然其道德固难论，而功亦未易言也。??如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后不至于淫夸暴虐，可与百姓为刑赏之主足矣，若便说向汤武成康，大义一差，万世不复有所准程，学者之大患也。
（《唐书一》，《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八）这段话虽没有直接批评陈亮，但明显地与陈亮所说汉高祖唐太宗"无一念不在斯民"相反对。叶适与陈亮之所以有此分歧，也是由二人的不同治学道路所引起的。叶适以治经而推重尧舜三代之道，由此而阐发出义理，以为其功利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为其革新现实政治的依据，而不从汉唐的历史中寻求依据，这是与陈亮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