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皆"伪"；这些根本不成其为"党"的各学派，都被宠统地称之为"伪学逆党"而予以排斥，为这次党禁的一大特色。
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和损害的还不以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必须在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科举时，应试者必须在状上写明"系不是伪学"五字。（《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在当时，朱熹的"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甚至"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宋史·道学三·朱熹传》）"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同上）
庆元六年（公元1200 年）三月，朱熹死于建阳之考亭。十一月，"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信州，今江西上饶市）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从之。"（《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因此，"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辛）
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不在党籍，亦非朱熹门生，却能冒死哭祭朱熹。
朱熹一生经历坎坷，临终时处境凄凉。在他死时，连送葬也受朝廷的限制，由此可见庆元党禁对学者打击的严厉。
（四）党禁之弛和对道学的尊崇
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 年）二月，"弛伪学、伪党禁"。当时力主禁学的人已相继去位或去世，韩侂胄"已厌前事"。张孝伯对韩说："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陈景思劝韩"当勿为已甚"，都被韩所接受。（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于是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大学士；党人健在者，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章颖、薛叔似、叶适、林大中、詹体仁、蔡幼学、曾三聘、项安世、范仲黼、黄灏、游仲鸿等，皆先后复官自便。又削荐牍中"不系伪学"一节。十月有旨，朱熹已致仕，可除华文阁待制，依条与致仕恩泽。十二月，周必大复少傅，留正复少保。"自是学禁稍稍解矣"（《道命录》卷七下）。
有的论著认为，禁道学是为开禧北伐做思想舆论准备，这是没有根据的，在庆元党禁期间，并无北伐的策划和行动。相反，弛禁倒是与开禧北伐有点关系。据记载，当时韩侂胄"且欲开边，而往时废退之人，又有以复仇之说进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在开禧北伐中，党籍中出任将帅者不乏其人。开禧北伐失败后，投降派击杀韩侂胄以求和、这些人又以附和韩侂胄开边的罪名被罢官远斥。由此可见，把道学定为投降理论，禁道学是为抗战做准备，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l 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传上奏，指出："往者权臣（按指韩侂胄）顾以此学（按指道学）为禁，十数年间，士气日衰，士论日卑，士风日坏，识者忧之。今其禁虽除，而独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说，臣窃谓当世先务，莫要于此。"又说："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谓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大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务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用。"他还重提绍兴年间胡安国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四人"从祀孔于之庙"的建议。但是由于当时西府（按指枢密院）中"有不喜道学者"，未及施行。（《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到嘉定五年（公元1212 年）十二月，国子司业刘爚，请以朱熹《论语、孟子集注》立学，"从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从这开始，道学得到官方的承认。
宋理宗赵昀宝庆三年（公元1227 年）正月，下诏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熹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二年（公元1229 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国公。（《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 年）正月，下诏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
在以朱熹从祀孔子庙的同时，又斥王安石为"万世罪人"，罢黜其从祀孔子庙。不久，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到宋理宗时，程朱道学被定为官方思想。至此，庆元党禁才算彻底结束。但是，在庆元党禁中一起受到迫害的道学以外的各学派，如心学、永嘉学派等，却并没有象道学一样受到尊崇。它们虽然不再遭禁，但没有上升为官方思想而仍是民间的。它们与道学的地位不再平等。在庆元党禁中被破坏的学术争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五）关于庆元党禁的评价
庆元党禁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从它的起因（韩赵权力之争）看似乎是偶然的，其实不然。在大致叙述了这个事件的过程后，我们要进一步说它是必然的。
为什么在南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以政治手段来压制某种学术的现象（从郑丙、陈贾，经林栗，一直到庆元党禁）呢？原因在于，当时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后期，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从汉代以来一直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孔、孟儒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有一些封建思想家出来进行探讨，把孔、盂儒学加以改造，提出一些新观点，建立一些新体系。这些思想家看问题总是比较深一些，远一些，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就南宋而论，朱熹、陆九渊、叶适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做这项工作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一卷第52-53 页）就我国后期封建社会来说，究竟哪一种思想体系有利于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选择的过程；即使这种思想被思想家们创造出来以后，也往往不被这个阶级中的多数人所认识，尤其是不被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所认识。相比之下，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往往不象这个阶级的思想家那样看得深、看得远，他们所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暂时利益和特殊利益，而不象思想家那样代表了该阶级的长远利益和一般利益。由于这种差别，就产生了矛盾，有时这种矛盾会尖锐比起来，形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这两部分人的对立和敌视。在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看来，维护封建统治有孔孟思想就够了，不必再提出什么新思想、新体系，出现新学派。他们对思想领域中的新东西，往往有一种不信任感甚至恐惧感，生怕新思想、新体系的出现会引起思想的混乱，进而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从而动摇封建统治。特别是当一种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时，如道学在南宋广泛传播，这种恐惧感就越来越强烈。因为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出现，以及它的初期传播，都是民间性的，非官方的，如朱熹的大量著作和讲学活动，都是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陆氏心学和永熹学派的学者也是这样，更不必说终身未仕的陈亮了。而当权的封建统治者由于无暇顾及和思想的局限，往往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缺乏理解，总是对他们不放心，甚至视为洪水猛兽。而这些当权者又是握有政治权力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如人事关系、争权夺利）就出现了同一阶级内两部分人的对立和敌视。
南宋历次禁道学直到庆元党禁的发生，其源盖出于此。认清了这种根源，并不是抹煞这种学禁对思想文化的残害，相反，它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文化**主义（与政治上的**主义相适应）的危害性。以某种学术为罪，惩治思想犯，是封建文化**主义的主要特证，在庆元党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种文化**主义，主要是压制农民阶级的反抗（尤其是禁铜他们的思想）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惩治起本阶级的某种思想和思想家来，也是毫不手软的。扼杀本阶级的有生气的思想，残害本阶级的有远见的思想家，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封建文化**主义的反动性。
当然，这种自相残杀，从历史上来看是暂时的。随着历史向前推移，时过境迁，封建统治阶级终于发现，某种思想（如道学）不但对封建制度无害，反而是有利的，它比原有的孔孟儒学更适应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到了这时，封建统治者就把原来被压制的学术思想（如道学）和学者（如朱熹等人）尊崇起来，上升为官方思想，而且越抬越高，直到当作神灵供奉为止。
到这时，封建文化**主义就表现为强迫人们接受破抬到官方地位的统治思想（如道学），谁如果对此非议，就要受到压制和打击。大体说来，一种思想（如道学）后来被抬得多高，同原来被打击得多重成正比；后来所戴上的闪耀着灵光的桂冠，同原来被扣上的政治帽子，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历史讽刺画。所不同的是，当统治者禁上某种学术（如道学）时，是横扫一切，与此并存的其他学派和学者同时受害；而当一种学术（如道学）被推崇起来时，那些同时受压制的其他学派，却没有受到重视，仍被冷落。在学禁时，各学派的分歧和争论被置之不顾，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打为"伪学"；而道学被抬到官方地位时，它同其他学派的分歧却被注意了，被计较了；其他学派虽与道学同当其难，事后却不能分享其"福"。以百花被杀的代价，换来了一花独放的结果，损失是何等巨大。而收获又是如此的微薄。在封建文化**主义下面，还能企望有更好的结局吗？